北京公立看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bdfyy/bdflx/Part02君主与探险者11等级制度简史由赛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史诗级意大利西部影片《黄金三镖客》，讲述的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伊莱·沃勒克寻找他们同伙被盗的黄金的故事。一日，他们偶然得知，黄金被埋在内战墓地一个巨大的墓碑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墓碑。伊斯特伍德偷偷将沃勒克的左轮手枪中的子弹退出，随后对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我的朋友，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了，枪里有子弹的，和挖墓的，现在只能由你来挖墓了。”这就是古代真理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现。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垄断独裁的暴力统治所带来的便利，其他人就只能一直“挖下去”。那么为什么等级制度会在网络之前出现呢？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史前人类，也会根据自然赋予的体力和智力级别进行群体分工。所以，早期部落更像合作的等级群体而不是分散的网络。[1]甚至在“义务协作的觅食者”中，也需要一个领导人。[2]需要有人指挥大家停止准备，进入狩猎模式；需要有人分配猎物，确保人人有份，尤其是幼童和老人。其他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挖掘者”。当人们开始形成规模更大的群体，进行更复杂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时，早期人类建立了第一个概念框架——解释神的超自然能力的神话——和第一种改变思想的物质和举措。[3]他们还学会了最基本的战争艺术，制造了大量的简单武器，如斧头、弓箭等。[4]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防御劫掠（抑或组织劫掠）的行为迹象。随后，早期人类社会开始分化为主人和奴隶、战士和劳动者、牧师和祈祷者。随着洞穴壁画进化为标志性的文字，第一种人类大脑外部储存数据的形式和新的知识阶层诞生了。换句话说，尽管早期的政治结构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倾向于独裁，有的更重合作，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社会阶层。通常只有长老个人或者长老会议有惩罚违规者的权力。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君主的关键属性。曾有人说过，国家是人类本性的必然产物。[5]军备竞赛也是如此，因此军事技术不断被提升：箭尖更硬了，马成了战马，这些进步也为获取权力和财富提供了捷径。[6]一种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这种制度由一个“大人物”主导，他甚至不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只要富有到能养活一小群全副武装并忠贞不贰的下属就足够了。[7]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等级制度都有很多优势。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绝大多数政体都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其理由很充分：早期的国家跟后来的企业一样，都在寻求经济规模最大化，它们想尽量减少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那么多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通过神权来巩固王权也是有迹可循的，对奴隶来说，那种以神权为顶层的等级制度更容易接受，因为它是神的指令。然而长此以往，大人物的独裁也会产生不利后果，其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资源分配通常只能满足大人物自己和其密友、后代的需求。在古代，战争时期世袭的武士精英和负责灌输宗教教义法规的教士精英往往手握过多的权力，这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反复出现，几乎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不管它在哪里发生，社交网络都稳稳地服从于等级制度的特权。读写能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苦地工作，他们住在村子中，与自己最近的邻居都会产生“横向绝缘”（这是埃内斯特·格尔纳的表达）。这种隔离状态就像石黑一雄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写的那样，是一种强烈的、永久的精神迷雾。[8]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维持远距离的网络联系。例如古埃及的法老，他们在公元前14世纪的关系网络能从迦南统治阶级延伸到巴比伦、米坦尼和哈图沙的统治者。[9]但即便是这些精英网络，也是对等级秩序的一种威胁：从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早期阴谋论的史料，比如针对亚历山大大帝的阴谋论中，我们就能读到网络里的一股黑暗、邪恶的力量。[10]彼时的世界并不崇尚创新，它是一个将所谓的异类都处以死刑的地狱；彼时的世界没有自下而上或者横向传播的信息，如果真的有信息传播的话，也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果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年—前年）成了历史上典型的古代王朝：有能力建造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却不能解决土壤盐碱化和农作物减产问题。[11]（不久之后，阿拔斯皇朝，现今的伊拉克南部，也受到了相似的困扰，统治阶级因为不断出现的继承纠纷，没能维护好用于灌溉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也是等级制度的一大通病。[12]）当然，更分散的政治结构也存在——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下的“小世界”[13]，罗马共和国——但是，重要的是，这样的尝试并不能持久。罗纳德·赛姆在他的经典研究著作《罗马革命》中指出，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都是由罗马贵族统治的，贵族之间的世仇代代延续，最终使意大利陷入内战。赛姆是一个被牛津大学弄得愤世嫉俗的新西兰人，他说：“罗马人民的政策和行为是由一个寡头政府决定的，就连其编年史都是以一种寡头政府的精神撰写的。而这些历史都是由执政领事记录的，内容都与贵族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包括贵族家族的起源、结盟和世仇。”奥古斯都能够当权执政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还因为他明白有一群拥护他的盟友是多么重要。在建立了以其拥护者为中坚力量的“恺撒党”之后，奥古斯都渐渐地以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名义，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方面，”赛姆写道，“他的元首统治就像一个联合组织。”之前罗马共和国遗留的旧制度依然存在，而实际上，奥古斯都的君主政体仅仅是寡头统治的表象。[14]当然，在罗马时期，世界上还有一个网络，那就是丝绸之路。在彼得·弗兰科潘的眼中，“（丝绸之路）指向各个方向，朝圣者、士兵、游牧民和商人沿着这条路行进，既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也交流思想，接纳和改进不同的观念”。[15]然而，这个网络不仅有利于商业交流，也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丝绸之路沿途繁荣的城市中心总是容易受到匈奴人和赛西亚人等游牧民的袭击。[16]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权力结构要分等级，当政治单位扩张时，权力自然而然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在16世纪之前，罗马和中国的秦朝汉朝在很大程度上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却同步发展，这种同步不仅仅表现在两国所面临的相似挑战上。[17]一旦领土扩张的成本高于收益，帝国的存在价值就是以其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其成本则由税收和货币贬值来弥补。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西部的帝国灭亡之时，东部的皇权却能屹立不倒呢？最经典的答案就是罗马无法承受越来越多日耳曼部落的移民（有人称之为入侵）带来的压力。此外，与中国帝国不同，罗马帝国要与一种新的基督教派的破坏性影响做斗争。公元31—36年，塔尔苏斯的扫罗（使徒保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皈依该教后，这个异教徒犹太教派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公元2世纪60年代和公元年的流行病为这个宗教网络打开了一扇大门，因为基督徒不仅对重大灾难的发生进行了宗教解释，还鼓励人们做慈善、照顾病人，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后存活下来。[18]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的等级制度国家，它有四个主要社会等级，包括参议员、骑士、元老院议员和平民——而基督徒似乎渗透到了每个阶层。[19]其实有许多宗教教徒都试图以自己的宗教横扫罗马帝国，但基督徒可能是其中唯一取得成功的：像公元2世纪初，一个信奉风神朱匹特·多立切努斯的教会因为纳入了一些罗马军官，也从叙利亚北部蔓延到了苏格兰南部。[20]到公元5世纪，移民、宗教传播、传染病，这些由网络衍生的威胁无计划无组织，却在病毒式的传播下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等级秩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旧秩序的痕迹存在于欧洲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公元7世纪以来，一个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中诞生，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发生突变，从一种信仰先知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将武力强加于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都有非凡的个人吸引力，但这两个一神教的运动到最后都成了病毒式传播的网络。它们在彻底扰乱了罗马帝国的秩序之后，又各自在拜占庭和巴格达创造了等级理论。西方基督教——在年的大分裂中与东正教分裂——利用罗马教皇的优势地位和教会系统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对自身的阶层控制。然而在政治上，西方基督教仍是一个网络：从西方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分裂出一个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是大国；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世袭制，有些在实质上仍是贵族政权，少数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理论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这些国家继承了绝对权力；但实际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叙任权斗争中战胜了亨利四世，因此罗马教廷掌控了这些国家，控制着主教和神父的任命权，在各地实行教会法（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复兴）。直到封建制度形成，土地所有权变为世袭制，服役和缴税成了人们的义务，这种宗教权力才从本质上去中心化。在封建制度中，权威是由法律规定的：例如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的民法（源自罗马法典），英格兰的普通法等（基于约定俗成的惯例）。相反，中国战国时期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单一的牢固的帝国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稳定。这个帝国的文化基础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没有高于皇帝的宗教权威。[21]除了皇帝定下的法律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律。[22]地方的权力由皇家官僚掌控，官吏由考试进行选拔，标准不是出身，而是能力，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年轻男子做官的积极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国家稳定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家庭、团体和部落组成的网络。[23]这些网络竞相控制官僚政府，引发周期性内战，而这些内战大部分都以王朝的更迭告终。几个世纪以来，先贤都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权威，就不可能产生秩序。他们用毛笔或者刷子，在羊皮纸或者纤维纸上写下了他们的思考。他们可能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读到这些文字，只是在心底暗暗希望这些思考能够保存在史书中，在时代更迭中流传下去。然而，公元年，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一系列的袭击中以完全被摧毁而告终，古代的信息数据储存是如此脆弱，可想而知完整储存它们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并且，从古代到中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知识交流，这意味着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单一的网络——除了下一章要讲到的那个致命的网络之外。12初代网络因为黑死病的传播，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在14世纪骤减。黑死病，也就是由跳蚤传播的耶尔森氏菌鼠疫，是从上文中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传播开来的。这些网络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间的联系太少——以致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用了四年的时间才传到亚洲，也就是说传播的速度是每年千米。[1]但是在欧洲，情况则完全不同。约有一半人死于黑死病（包括欧洲南部3/4的人口）。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英格兰，人们的实际工资有了大幅上涨。然而，年后，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之间形成了主要制度差异，西方世界的网络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西方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数量众多且软弱的公国占了上风，教皇和结构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权力的唯一残余。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则认为自己是皇权的真正继承人。在英格兰这个之前属于罗马帝国的地区，君主的权力极其有限，以至从12世纪起，英格兰首都的商人可以通过自治的公司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东方，最重要的网络还是家族关系：宗族的纽带。而在个人主义更加盛行的西欧，其他形式的联系——非血缘的兄弟关系——则变得更加重要。[2]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的“大分化”仍然是15世纪晚期至20世纪晚期最显著的经济特征，而这之前只是酝酿阶段。[3]若西欧人民的眼光仅局限于大西洋的海岸，或者13世纪的蒙古入侵者从匈牙利平原再往西走，这段历史就会完全不同。14世纪，欧洲的家族网络持续崛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利用该网络中的结构性漏洞，成为佛罗伦萨精英家族网络的“中间人”（见图12.1）。[4]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联姻的产物（甚至包括跟斯特罗齐、帕齐和皮蒂等敌对家族的联姻）。这种情况跟大多数前现代社会一样，最重要的关系网络是家谱。[5]然而，在梳毛工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年），美第奇家族这样的银行家晋升为佛罗伦萨的政治精英，推动了重大的经济创新：将国内的银行家协会推向国际舞台，此时，国际组织还一直是由布商主导的，这种合作关系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6]随着年美第奇家族政治统治的开始，“文艺复兴者”诞生了，这个多面手同时精通金融、贸易、政治、艺术和哲学——“一部分是商人，一部分是政治家，一部分是主教，一部分是唯美主义者”。[7]图12.1美第奇家族网络：一种14世纪的王朝战略，让一个家族在佛罗伦萨占据主导地位。13文艺复兴时期交易的艺术贝内代托·克特鲁戈里虽不像美第奇家族那样广为人知，但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网络发展方式的完美例证——他创造了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新的世界性阶层。有人称克特鲁戈里《贸易的艺术》一书就是15世纪的唐纳德·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然而，克特鲁戈里不是特朗普。他的许多建议都很明智，例如警告商人不要卷入政治。“这件事情无利可图，”他写道，“商人与法院打交道、参与政治或民政事务，都是很危险的事情。”[1]克特鲁戈里完全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炫耀财富的人，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商人彰显的是普通公民的传统美德，这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精神所设想的美德，它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学者重新发现了。克特鲁戈里年轻时曾就读于博洛尼亚大学，他曾经懊悔地说：“造化弄人，正当我无比沉浸于哲学研究时，我倒在了命运面前，不得不成为一名商人，忍痛放弃了我一直全身心投入的学习……”[2]克特鲁戈里回到了拉古萨（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经营家族企业，并对他在新环境中感受到的低知识水平感到极其厌恶。在缺乏正规商业教育的情况下，他的工作中充斥着“不完善、组织不良、武断和陈旧的”在职学习制度。“这也引起了我的同情，让我感到最痛苦的是，商业本应是一项必要的人类活动，却落入了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手中，他们为了达成交易，有时竟然无视甚至违反法律。”[3]克特鲁戈里试图在各个方面通过《贸易的艺术》提高商业教育水平和商业本身的地位。学者们之所以熟知《贸易的艺术》，是因为该书是最早描述复式簿记的作品，比卢卡·帕乔利的著作《簿记论》（年）早了三十多年。除此之外，《贸易的艺术》还因其主题的广度，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克特鲁戈里提供的不仅仅是商业会计方面的实用知识，还有对商人生活方式的建议。它不是一本枯燥无味的教科书，书中有着对同行们的劝诫，他渴望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能够受人尊敬。《贸易的艺术》也给现代读者描绘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出生在拉古萨的克特鲁戈里和他的兄弟米歇尔是加泰罗尼亚羊毛和染料的进口商，他们用巴尔干银圆或更常见的汇票来付款。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他辗转于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威尼斯，最后在年至年，在那不勒斯住了一段时间，过起了真正的地中海生活。而事实上，克特鲁戈里对海洋非常了解，他就此写了另一本书《航海》，并将其献给了威尼斯参议院。他还为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服务过，以拉古萨使者的身份管理那不勒斯铸币厂。即使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15世纪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年，克特鲁戈里被指控非法出口金条，并受到审判，但最后他被宣判无罪。《贸易的艺术》则是他在逃离那不勒斯瘟疫爆发时，在索尔博塞尔皮科的乡村完成的。年，克特鲁戈里去世了，那时他才五十出头。然而，克特鲁戈里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他可能遗憾地错过了在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学习的机会，但他为自己的商业使命感到相当自豪。事实上，《贸易的艺术》有时被解读为是在为商人们辩护——当时的宗教狂热分子经常指控商人们放高利贷、贪婪。克特鲁戈里曾宣称：“我惊讶地发现，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交易是如此有用、简单和必要，却也竟然会受到神学家们如此多的谴责。”[4]（在高利贷仍然是非法的时候，他谨慎地将高利贷者定义为“那些在债务到期时，不会向借贷人无息延期的商人”。[5]）除了推进更严谨的记账方式之外，克特鲁戈里早期还崇尚经营上的多样化布局，认为这是管理和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他在书中假设了一个佛罗伦萨商人与威尼斯、罗马和阿维尼翁的商人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他将一部分资本用来投资羊毛，一部分用来投资丝绸。根据他的观察，“要想从这些交易中获利，就要以安全有序的方式着手，因为这样的话左右手才不会打架”。[6]他重申：“不管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不能在一次投资中冒太大的风险，无论你多么富有。在船舶上最多花达克特，如果是一艘大船的话，最多也只能投达克特。”[7]克特鲁戈里本人就是迅速发展的商业信用网络和债务网络中的一个传播节点——他会指责“那些只有一栏账目的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应该得到多少利益，而不在乎别人”，他称他们为“最糟糕、卑鄙和无耻的商人”。[8]克特鲁戈里写道：“商人应该是世界性的，他们与不同类型的人和社会阶层打的交道最多。”因此，“一个人所学的所有知识都对商人有帮助”，包括宇宙学、地理学、哲学、占星学、神学和法律。简而言之，《贸易的艺术》也可以被解读成一个网络化多面手的新社会宣言。14发现者从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出，早在15世纪末之前，欧洲就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然而，欧洲主导世界的决定性突破并不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是伊比利亚的探险时代。从航海家亨里克亲王统治时期开始（—年），葡萄牙的水手们就开始远离欧洲冒险——先是向南，沿着西非海岸，然后一路穿越大西洋、印度洋，最后是太平洋。他们一路的航行野心勃勃，却也无比艰险，这趟航行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洋贸易路线网络，这个网络在之后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态势，将拼凑的区域经济转变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些探险是由王室资助的，但是探险家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社交网络，他们相互交流造船、航行、地理和战争方面的知识。正如历史上常见的，新技术推动了这些新网络的形成，这些网络又加快了创新的步伐。更坚固的船只，更精准的罗盘，更详尽的地图和威力更大的枪支都在助力探险家们取得更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欧亚大陆的传染病也因此横跨大西洋来到了美洲，而当地人对新疾病完全没有抵抗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不仅是亚洲，而且是整个新世界都进入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时代。自年起，当吉尔·埃阿尼什成功穿越了博哈多尔角——现在西撒哈拉北海岸著名的“隆起角”时，在萨格里什悬崖边训练的水手们逐渐扩大了葡萄牙航海的范围，他们冒险远离陆地。年春，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航行至今天的南非东开普省，在回葡萄牙的路上发现了好望角。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继续前往莫桑比克，并在当地向导的指导下，穿越印度洋前往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科泽科德）。年2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了避开几内亚湾附近的赤道无风带，启航前往西南方，到达了巴西沿岸。不满足的卡布拉尔随即前往卡利卡特，在那里与伊斯兰商人发生了暴力冲突，随后又向南航行到了科钦。年到年，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系统、坚固的贸易网络，包括今天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喀拉拉邦、马来西亚。[1]在这之前，欧洲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年8月，八艘葡萄牙船只抵达了中国的广东沿岸。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是自13世纪后期的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2]葡萄牙船队的指挥官是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船上还有一名药剂师，也是葡萄牙王室派往明朝皇室的使者，托梅·皮莱资。然而这次远征无疾而终，渐渐也就被人淡忘了。葡萄牙人只在珠江口的屯门（今天的内伶仃岛）进行了交易，随后于年9月离开了。11个月之后，三艘葡萄牙轮船又进入中国领海，这次的船队是由费尔南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带领的。年，托梅·皮莱资向北出发，希望能得到正德帝也就是明武宗的接见。见面的时间被一推再推，年4月19日，明武宗驾崩，皮莱资随即被俘。此后不久，由迪奥戈·卡尔佛带领的另一支舰队抵达屯门，被中国政府严令遣返，然而葡萄牙人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战斗一触即发。即便得到了另外两艘从马六甲赶来的战舰的支援，葡萄牙人依旧被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宏指挥的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三艘战舰全部沉没了。一年后，年的8月，马蒂姆·科蒂尼奥带领三艘葡萄牙战舰卷土重来，尽管身负葡萄牙王室求和的委托，他们却再一次挑起战争，两艘葡萄牙战舰沉入水中。被俘的葡萄牙船员被套上了枷锁（木板制成的刑具），在年被处死。托梅和外交使团中剩下的人被迫写下了寄往葡萄牙的信，信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对葡萄牙王室的一个要求：将马六甲海峡归还给它原来的主人。一言以蔽之，这一事件提醒了人们，欧洲的海外扩张并非一帆风顺、不可阻挡。确实，上述航行的危险性很容易被人忽视。在达·伽马去往卡利卡特的第一次航行中，他损失了包括亲弟弟在内的一半船员。年，卡布拉尔带了十二艘船启航，最后只有五艘幸存。那么为什么葡萄牙人要冒这么大的险呢？答案就是：建立并垄断一条与亚洲相连的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值得他们这么做。众所周知，欧洲对亚洲香料的需求在16世纪迅速增长，如胡椒、姜、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种衣等等。它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价格差异一开始就是巨大的。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葡萄牙实际上试图强行进入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除了来自苏门答腊岛的胡椒，流入明代中国的商品还有鸦片、五倍子（丹宁酸，在中药中用作收敛剂）、藏红花、珊瑚、布料、朱砂、水银、黑木、木香，还有树脂乳香和象牙。与此同时，从中国输出的有铜、硝石、铅、明矾、丝束、缆绳、铁器、沥青、丝绸和丝绸制品（如图案丰富的锦缎、光滑的绸子、用金银线做成的织锦）、瓷器、麝香、银、金、珍珠、金匣子、裱金、盐碟和彩绘扇子。[3]当然，他们航行大半个地球的动机不止于此。当时，亚洲的医药知识在某些方面的确要比欧洲丰富，托梅·皮莱资显然很希望将这些知识带回去。同时，随着耶稣会来到亚洲，他们还身负更大的宗教使命，即传播基督教。耶稣会是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士兵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建立的罗马天主教网络。最后，与中国皇室建立外交关系无疑会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商业交易的必要性，这些动机应该还不足以推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大半个地球。葡萄牙人没有为亚洲消费者带来太多他们自己的商品（不过他们确实从西非的据点带了一些奴隶和黄金）。这倒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没有企图为他们的王室获得新的领土和主权。他们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技术使一个优越的新贸易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4]他们对阿拉伯文、阿比西尼亚文和印度文的研究意味着他们可以系统地教授象限仪和星盘的使用方法，这些文献包括《星盘与象限仪使用规则》（RegimentodoEstrolabiodoQuadrante）（年）和《永恒年鉴》（AlmanachPerpetuum）（年）等。后者为西班牙裔犹太天文学家亚伯拉罕·扎库托所作，他是年从西班牙被逐出并定居葡萄牙的众多犹太人中的一员。葡萄牙工匠阿戈斯蒂诺·德·戈罗索、弗朗西斯科·戈伊斯和约翰·迪亚士对航海仪器的构造进行了完善。葡萄牙的卡拉维尔帆船——还有其继承者中型卡拉克帆船（年）和西班牙大帆船（年）——都优于同时期的航海帆船。最终，随着坎提诺世界地图在年问世，葡萄牙人在制图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幅反映了整个世界地理的图像，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它对其他大洲的描绘基本上是准确的（见插图7）。当这个极具创新性和活力的世界网络想要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节点”时，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当一个网络与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等级制度相遇时，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中国帝王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明朝永乐帝在年写给暹罗王的信中说，“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较弱的君主的正确做法是“敬天事大，恭修职贡”。[5]永乐帝朱棣实际上对海洋航行颇感兴趣。他在位期间，郑和将军带领着装有财宝的舰队到达了东非海岸。[6]然而，他的继任者们更偏向于帝国官僚主义下的自给自足，由此海外贸易被禁止了。在明朝人眼中，葡萄牙入侵者是“佛郎机”（来自西南亚印度的词语“ferengi”，最初源于阿拉伯语对十字军的称呼“法兰克人”），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当时的中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有着肮脏内心的人类”。有谣言说外国人烤孩子吃。葡萄牙人认为中国会提供真正的经济机会，这一判断没有错。在福建漳州附近的月港，与暹罗和马六甲进行的非法贸易很盛行。而明朝政府官员——像邱道隆、何鳌等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都在尽量控制对外交往，但与此同时，朝廷中权势较大的宦官则垂涎进口的西洋商品，也渴望从贸易中获取外国的白银。不过，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不自量力。西蒙·德·安德拉德对当地人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极大的漠视，在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的同意下，他在屯门擅自修建了堡垒，对一名葡萄牙水手处以绞刑，这在明朝是违反法律的。他甚至驱逐了港口的非葡萄牙船只，还将阻止他的明朝官员的帽子打掉了。他购买中国当地的孩童作为奴隶，这一举动使人们更加坚信，所谓的“佛郎机”确实是同类相残的食人族。但就明朝政府自身而言，它对托梅·皮莱资的态度也是傲慢且鄙夷的。皮莱资和他的同伴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却在皇宫外吃了闭门羹，朝廷要求他们在每个农历月份的一日和十五日在紫禁城城墙外跪拜。城墙外的他们不知道的是，正德帝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根本没有想过要接见他们，更别提给他们想要的贸易关系了。不过，葡萄牙人最严重的失误，就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朝贡制度的严苛和影响力。这一制度作为这个等级结构的核心，将明朝皇帝的威严扩散到皇权疆界之外。彼时，葡萄牙自认已经占领马六甲海峡这一关键的商业枢纽，但宾唐（现在的民丹岛）的首领马末沙，即葡萄牙逃犯马六甲国王苏丹·马末沙的儿子却不这么认为。马末沙的使臣来到北京，提醒明朝政府注意葡萄牙人的阴谋：一名被俘的葡萄牙水手克里斯托夫·比埃拉交出的一封信中写着，“将这个国家占为己有……用强盗的行为”。这给当时的明朝政府敲响了警钟，明朝廷也由此认定马末沙是一个可靠的朝贡者。[7]然而年，葡萄牙依然成功侵占了澳门，将澳门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之后的多年里一直占据着，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两件事改变了这一切。其一，事实证明，明朝对贸易的禁令无法执行下去。葡萄牙的莱昂纳尔·德索萨和西蒙·德阿尔梅达初来乍到，就开始拉拢以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为首的沿海官吏，最后成功地在广东港口贸易中找到插足之处：这说明只要有利益刺激，敌人也可以变成伙伴。其二，虽然中国人在早期的海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们也欣赏葡萄牙先进的船只和大炮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在明朝政府官员看来，葡萄牙人与本土的东亚海盗相比，是更加正义的一方。年6月，特里斯坦·瓦斯·达韦加帮助明朝海军击退了一队近一百艘的海盗船，保护了澳门。[8]在年之后，葡萄牙和明朝海军还携手抵抗了来自荷兰的新入侵者。15皮萨罗和印加帝国正当葡萄牙的海上网络向东方扩张之时，西班牙转而向西方和南方行进。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年）中，西班牙对除巴西之外的美洲地区宣称拥有主权。除此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点，葡萄牙的发现者们大都满足于建立一个牢固的贸易网络；而西班牙人却愿意向内陆进军，寻找黄金和白银。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被征服者的反应：亚洲的帝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入侵，只做出了很小的领土让步；而美洲面对西班牙时不堪一击，迅速投降。其中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亚洲帝国在战略技术上有优势，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携带着亚欧大陆的传染病一路穿过大西洋，来到了美洲，给当地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然而，从其他角度来看，年1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名同伴在卡哈马卡与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交锋与十几年前葡萄牙与广东的对抗如出一辙。本质上，两者都是一个欧洲网络对一个非欧洲等级制度的攻击。这次的征服者，是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毫无疑问，他们是一群坚忍的人，因为向南的这段航程跟所有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艰难。他们装备齐全，有马、枪（火绳钩枪），还有钢剑。而本土的秘鲁印加人只能以木头杆子作为武器。跟葡萄牙的发现者一样，他们最初的动机也只是经济上的，但不是做交易，而是掠夺印加帝国富饶的黄金和白银资源。皮萨罗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就掠夺了磅的22.5克拉黄金（今天价值2.65亿美元），还有磅白银（今天价值万美元）。同样，西班牙人通过暴力手段清除阻挡他们掠夺金银的障碍，包括酷刑、大规模强奸和大范围的烧杀劫掠。血腥的内讧倾向是这群西班牙殖民者最鲜明的特点。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和迭戈·德·阿尔马格罗之间的冲突只是众多内讧中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印加帝国毁灭的根本原因不是西班牙的入侵，而是帝国本身暴露的弱点。从帕查卡马克、库斯科、马丘比丘这些古印加遗址留下的建筑可以看出，印加国王当时统治的国家拥有富饶的资源和高级的文明，被称为“印加帝国”。一个世纪以来，它掌控了安第斯山脉附近1.4万平方英里[1]的领土，据现代历史学家估计，那时它的人口也只有万到万。这个多山的帝国是一个由公路、梯田、桥梁组成的网络，这些设施有的至今仍在使用。[2]它的农业以美洲驼绒和玉米的种植为基础，而且生产效率很高。在这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人们在会计核算和行政管理中更愿意使用串珠（用绳子和珠子做成），而不是黄金白银，金银主要被用作装饰物。[3]印加帝国统治下的社会是极度等级化的。在这个信奉太阳神的组织中，活人献祭和酷刑都是被允许的。贵族阶级的生活建立在压榨奴隶的基础上。诚然，印加帝国的文明并不像中国古代文明那么高级，它没有文字，更不用说拥有文学作品或法律条文了。[4]尽管如此，光靠皮萨罗及其同伴自身的力量，也很难克服当地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卡哈马卡的人口与皮萨罗的队伍人数比大约达到了∶1。印加帝国毁灭的原因在于其两大致命弱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花的传播。在天花南下的过程中，国家人口大量减少，天花传播的速度比当初在罪魁祸首西班牙人之间传播的速度还要快。第二是内部分裂。在西班牙试图征服印加的同时，阿塔瓦尔帕正与他的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争夺国王怀纳·卡帕克的继承权，皮萨罗钻了内战的空子，毫不费力地在当地招募了大量雇佣军。但是，“征服”一词用在这里合适吗？确实，皮萨罗在对当地人进行了一番羞辱、劫掠之后，处决了阿塔瓦尔帕，并于年镇压了曼可印加王的叛军。但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来自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的手稿《世界历史上的好政府》（NuevaCorónicayBuenGobierno）（—年）。作者玛雅语和西班牙语混合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北美洲，本地人的数量远远小于欧洲殖民者的数量；而在南美洲，情况完全相反，所以联姻和种族融合才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本人了，阿塔瓦尔帕将他最喜欢的妹妹送给皮萨罗当情妇。皮萨罗死后，她转嫁给一位名叫安普埃罗的西班牙骑士，并带着她和皮萨罗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来到西班牙。随后，西班牙的帝国政府认可了弗朗西斯卡·皮萨罗·尤潘基尼的身份。年10月，她在西班牙嫁给了自己的叔叔埃尔南多·皮萨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还有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阿塔瓦尔帕的妻子之一，也是皮萨罗的情妇之一。这个初代征服者们新建立的“混文化家庭网络”（如图15.1所示），意图就是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合法化，从而顺利统治当地。因此，比“征服”更合适的词语应该是“融合”。（西班牙殖民史最著名的编年史作家加西亚索·德拉维加本人就是殖民者和印加公主帕拉·钦布·奥克洛的儿子。[5]）类似的策略也被新世界的其他欧洲殖民者使用着。例如，18世纪，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卡斯卡斯基亚的村庄，法国农民和皮毛商人以这种方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6]欧洲的征服者们不仅接管了现有的行政系统和土地管理制度，还与当地社会进行了基因上的融合。[7]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在南美遗留下来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承认基因融合的文化[8]，而是一种根据“血统纯度”对人们进行评判、排序的风气。这一概念在西班牙殖民者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的过程中产生，并被他们带到新大陆。“种姓”的分别也在18世纪新西班牙的画作中得到体现，一开始，人们对此还较为熟悉：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的孩子称为梅斯蒂索混血儿、西班牙男人和黑人女人的孩子称为穆拉托混血儿。但是，这些分类渐渐变得混乱了。比如，一个西班牙男人和一个穆拉托女人的孩子，被称作摩里斯科人（也就是摩尔人，形容那些在收复失地运动后皈依基督教的人）。再比如，一个穆拉托混血和一个印第安人的孩子被称为卡尔帕穆拉托。年，墨西哥艺术家何塞·华金·马贡画了16幅关于种姓的作品，除了上述这些，还包括洛沃（意为“狼”）、坎博亚、桑巴希加、夸尔特隆、丛林狼和阿尔巴拉萨多，甚至有一类混血还被称为“悬浮在半空的人”。[9]在这种分类之下，不同的显性数量有16到20种，尽管某些19世纪早期的资料列举了多种。已经有人类学家使用当代的遗传学说来研究这些种姓，但是这个系统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了。尽管存在“纯种人”的可能性——一个梅斯蒂索人跟一个纯种西班牙人生出的孩子被称为卡斯蒂萨，而卡斯蒂萨跟西班牙人生的孩子还是西班牙人。这个种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从未被正式纳入殖民地法律法典），从侧面反映了西班牙人对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西班牙血统者的歧视。因此，在西班牙殖民下的美洲，繁复的通婚行为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图15.1一个“征服”过程的网络：征服者与阿兹特克和印加精英家族的通婚网络。16谷登堡与马丁·路德有两个网络改变了早期现代社会，伊比利亚的发现者和征服者网络是其中之一。同时期的中欧，新技术的革新助推了一场巨大的宗教政治分裂，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宗教改革，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为之后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许多与宗教改革初衷背道而驰的运动铺平了道路。早在15世纪以前，活字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印刷商能达到约翰内斯·谷登堡的成就，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产业——印刷业。年到年，谷登堡在德国美因茨建造了他的第一台印刷机。这种新型的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在德国风靡开来，并以美因茨为中心向外扩散。因为印刷品的运输成本高，所以最经济的方式是本地有多台印刷机，而不是一台集中生产。到年，乌尔里希·哈恩在罗马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6年之后，巴塞罗那的印刷厂也在海因里希·博特尔和乔治·冯·霍尔兹的推动下建立了。年，汉斯·伍斯特在摩德纳开始了印刷业务。年，离纳斯里德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从阿尔罕布拉宫退位，将执政权交给斐迪南一世和伊莎贝拉女王仅4年，汉斯·皮涅茨和梅纳尔·温加特就在格林纳达建立了一家印刷厂。到了年，瑞士、丹麦、荷兰和德国的许多城市都采用了印刷术。[1]英格兰一开始有些落后，但后来迎头赶上了。年，英国只出版了18本书。到了年，随着15家印刷厂的建立，每年印刷的书籍已达种。而直到年，全英格兰70多家印刷厂一共印刷了种图书。如果没有谷登堡，如今著名的马丁·路德可能也只是下一个扬·胡斯[2]——一个被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端。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原本是年10月31日致美因茨大主教的一封信，内容是对售卖赎罪券等腐败行为的批判。我们不清楚马丁·路德是否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也张贴了一份《论纲》，但是这件事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种公开的方式在那时已经过时了。几个月后，《论纲》拉丁文原文的不同版本就在巴塞尔、莱比锡和纽伦堡被印刷出来。年，当路德被《沃尔姆斯法令》正式宣判为异教徒时，他的著作已经传遍了欧洲的德语区国家。路德随后跟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和金匠克里斯蒂安·德林合作，他们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基督教，也改变了传播本身。在16世纪，德国印刷厂印刷了近0个版本的路德的作品，还有个版本有他参与的出版物，比如路德版德语《圣经》。在这个版本中，80%是德语，剩下的则是教士精英们的通用语拉丁语。[3]印刷业的发展在宗教改革的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年，那些至少有一个印刷厂的城市与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更倾向于新教，但是拥有多家相互竞争的印刷厂的城市最有可能皈依新教。[4]印刷出版业的大发展被理所当然地称为“人类历史上无法逆转的决定性时刻”。[5]宗教改革掀起了一股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浪潮，它从具有改革思想的神职人员和学者传播到城市的精英人群中，最后目不识丁的农民也参与其中。先是整个德国，随后是欧洲的西北部都进入混乱的改革状态。年，农民起义全面爆发。年，新教徒的数量已经足够组成一个联盟（称作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尽管反抗以失败告终，新教徒还是在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年）之后，顽强地在各个地区将宗教改革继续下去。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确立了“教随国定”[6]（德国法学家约阿希姆·斯特凡尼于年提出）的核心宗旨，这让君主和王侯们有权决定他们的臣民是信奉路德教还是罗马天主教。然而，宗教冲突继续激化，并在三十年战争中再次爆发，这场冲突让中欧人口损失惨重，也让中欧成了藏骸之所。在旷日持久的血腥冲突之后，欧洲的君主们才重新获得了新教地区的执政权，但是他们的权力远不如从前的教皇。审查制度仍然存在，但并不完善，就连最异端的作家也能找到印刷他们作品的渠道。特别是在欧洲的西北部——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共和国——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的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教会在使用长期以来一直擅长的传统的残酷折磨和惩罚之外，还利用起了改革所使用的技术和网络策略，也依然无法成功。为什么新教徒对镇压如此抵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新教徒的数量在北欧激增时，新教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适应能力极强的网络结构。玛丽一世执政时，英格兰新教徒遭受严重迫害。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ActsandMonuments），就记录了这段时期的艰苦与磨难。福克斯书中描写的名虔诚的新教徒，或与他有书信来往，或在福克斯的信件或在其他消息源中出现过。可以看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网络的中心就是几个关键人物：约翰·布拉德福德（见图16.1）、约翰·凯尔利斯、尼古拉斯·里德利和约翰·菲尔波特等殉道者。[7]而之后，该网络（按照中介中心性排序）[8]前20个关键人物中至少有14个被处决了。这大大降低了幸存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没有摧毁整个网络，因为剩下的都是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人，包括奥古斯丁·贝尔纳和威廉·蓬特在内的信使或资金赞助者，他们替换了原来的关键位置。[9]16世纪，亨利八世为了休妻另娶，利用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反目；而他与原凯瑟琳王后的大女儿则致力于推翻宗教改革，却徒劳地无疾而终，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象征16世纪等级制度的危机了。图16.1约翰·布拉德福德于年7月1日被处决之前（左图）和之后（右图）的英国新教网络。布拉德福德（左图的黑色节点，右图的灰色节点）的死切断了一个以他母亲为中心的子网络（包括右图所有白色的节点）。此时，距离葡萄牙的船只在广东的港口靠岸，马丁·路德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张贴《论纲》已经过去了年。年，随着欧洲的探索和宗教改革遭受严重的中断，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开始形成。中国的正德帝和印加的怀纳·卡帕克就是两个独裁君主的代表人物。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赛利姆一世——就是“冷酷者”赛利姆——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将领土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东部，萨非王朝的伊斯玛仪一世统治着如今的伊朗、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南部、亚美尼亚、呼罗珊、安纳托利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北部，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瓦卢瓦、勃艮第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查理一世，统治着西班牙的阿拉贡、卡斯提尔王国以及荷兰区域。两年后，查理五世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在罗马，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第二个儿子，利奥十世成了教皇。法国有弗朗索瓦一世，英国有亨利八世，他们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在亨利八世的心血来潮之下，英国实行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尽管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等级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节点的权力被无限放大。都铎王朝的官方文件包含2万多人的信件，其所展示的社交网络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拥有最高紧密中心性的人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国王的首席秘书、枢密院院长和财政大臣），他有名通信者，其次是国王本人（人），然后就是他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人）。然而，国王是最具中介中心性的那一个。[10]这个等级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这些帝国和王朝权力的施行具有高度相似性，尽管事实上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如果这种联系存在的话。（在欧洲之外，专制君主的网络并不存在，只有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和王朝外交。）“冷酷者”赛利姆一世是出了名的无情，他滥杀大臣，以致“愿你成为赛利姆的手下”成了土耳其人的诅咒。上文提到的亨利八世对他的大臣和妻子同样冷酷无情，而莫斯科大王子瓦西里三世对判处死刑也乐此不疲，尤其是对那些有权有势的朝臣——而且，他跟亨利八世一样，因为第一任妻子没能生下继承人而与之离婚。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达维特二世对穆斯林酋长国阿达勒发动了战争，这跟长期以来在地中海沿岸肆虐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如出一辙。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在年，能够在领土和凝聚力上接近国家地位的帝国、王国和大公国有30多个。其中所有的国家——包括唯一的共和国威尼斯——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通常是一个男人（只有卡斯提尔的乔安娜女王是当时唯一的女性统治者）。一些王位是世袭继承的，而其他的则通过选举产生（但并不是民主选举）。还有一些王位是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比如朝鲜中宗李怿。当时国王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有年轻的（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才5岁），有年老的（如活到81岁还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爵的西格蒙德一世）。有一些统治者有名无实，非常软弱，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的后柏原天皇，他的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足利义稙手中。领土相对较小的统治者的权力因地而异，像尚氏统治下的琉球国就相对和平，而像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则饱受战火摧残。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早期的大部分君主都享有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包括对其治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这在今天，可能只存在于中亚和东亚的少数国家。尽管相隔千里，成功的亚洲独裁者、16世纪早期最有权势的印度统治者，维查耶纳伽尔桑伽马的国王德瓦·拉亚，其行为举止与同时期文艺复兴下欧洲的统治者惊人地相似，他们都以自己的军事和司法能力为傲，以艺术和文学之士自居。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个等级制度横行的世界就受到了来自革命网络的双重攻击。来自西欧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利用其先进的航海技术不停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向各大洲进发，同时携带着传染病病毒，他们推翻了美洲原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防御坚固的全球网络，缓慢地吞噬亚非地区国家的政治主权。与此同时，通过印刷机和讲坛传播的宗教病毒——新教教义正在破坏从圣彼得流传下来的教会等级制度。宗教改革的影响最初在欧洲得以体现，而且着实可怕。[11]年至年，国家间的宗教战争肆虐。罗马的皇权被成功地颠覆之后，北欧见证了宗教革新的流行：加尔文派和茨温利派改革了路德教，他们反对路德教在圣餐礼中将面包和红酒当作耶稣的血肉之躯进行献祭。跟早期基督教的内部分裂不同（比如公元4世纪关于阿里乌斯教义的争论，年西方和东方基督教的大分裂，年至年教皇之争等），宗教改革使得宗教的分裂成倍增加：这种分裂确实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认为洗礼是一项有意识的、自愿的仪式，因此在儿童时期接受洗礼为时过早。年2月，约翰·伯克森（莱顿的约翰）和扬·马提斯带领的一群再洗礼派教徒夺取了威斯特伐利亚市明斯特镇的政权，在那里建立起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督教政体”：一个所谓的基于《圣经》文学而从根本上崇尚平等主义、反传统的神权政体。他们焚烧了除《圣经》以外的所有书籍，宣称成立“新耶路撒冷”，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同时对耶稣的二次降临深信不疑，凡是不信者一律遭到他们的打击。在英联邦时期，那些反对英国国教折中路德教和天主教做法的新教传教士形成许多对立的教派，最有名的有第五王国派（以《但以理书》中基督的王国将成为继四大古代君主国之后第五个王国的预言命名），马格莱顿派（取自一名伦敦裁缝的名字洛多威克·马格莱顿，他宣称自己为《启示录》中预言的最后一位先知），贵格会（他们“在上帝的世界中颤抖”），还有浮嚣派（这个名字源于他们的喧闹和所谓的对享乐主义的崇拜）。那么，宗教改革是一场灾难吗？在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那日以前（见插图9）[12]，改革引发了大量的暴力事件，数字惊人，同时造成了无数极其残酷的死亡。在不列颠群岛，宗教改革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对此有一种最新的解读：这是贝德福德伯爵和清教徒（也就是坚定的新教徒）沃里克伯爵的阴谋，他们都曾因宗教和政治的原因约束过国王查理一世。这种贵族的“秘密集团”对宗教改革的渴求其实并没有控制皇权的欲望那么强烈，他们希望把英国国王变成威尼斯总督，服从于他们的寡头政治。[13]在年之后，“宫廷”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升级为一场内战，并以皇室落败而告终。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宣布成为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正如经典政治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国家不会持续太久。在年，新模范军解散了所谓的尾闾议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成了“护国公”。但这一政体也没存在多久，在年5月，也就是克伦威尔去世后两年，新议会就宣布，查理二世自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就继承了王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10万人葬身内战，苏格兰死亡的人数更多，爱尔兰最甚。相比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爱尔兰遭受了更严重的人口损失，不亚于三十年战争中德国的损失。宗教改革引发的战争和迫害远不是马丁·路德所预想的。在罗马天主教教徒的眼中，好的方面是，他们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至少阻挡了新教在南欧（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传播，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以网络对抗等级制度——一个自称“信徒皆祭司”的网络对教皇和圣公会的等级制度发起挑战，这在短期内导致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而英国的贵族们则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詹姆斯二世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失败之后，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应该始终受到议会的制约，通过议会任免权力这一网络应占据统治地位[14]，而宗教“热情”应该尽可能受到英国国教的限制，英国国教在清教主义和“教皇派”之间一直起着媒介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是它们都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路德的颠覆性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Part03通信与集会17宗教改革的经济后果反对宗教改革，打击“加尔文主义”[1]的行动最终宣告失败，这场失败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西北部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发展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在路德的改革之后，新教盛行的国家逐渐显现出更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态势。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路德的愿望是净化教会，然而宗教改革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源再分配：宗教活动的资源流失到了世俗活动中。德国的新教区关闭了2/3的修道院，其大部分土地资源和其他资产被非宗教领袖卖给了一些富豪或大公司。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也屡屡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摒弃了在修道院生活的想法，转而选择更多的职业。新教堂越来越少，现代建筑却接连拔地而起。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宗教改革其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是一场“促进了欧洲世俗化的宗教运动”。[2]与此同时，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的印刷业变革也产生了一些非预期后果。从年到年，图书的价格降了2/3，并且呈持续下跌趋势。在年，雇请一名抄写员为威斯敏斯特主教誊写弥撒书（祈祷书）的费用相当于主教天的工资；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英格兰每年各种年鉴的销售量都能达到30万册，45～50页的一册书只卖2便士，而当时的普通日工资是11.5便士。15世纪到16世纪，英格兰图书价格平均下降了90%。而这不仅仅是一场书籍销售的狂潮。[3]从16世纪到17世纪，在15世纪末就建造了印刷厂的城市与那些规模相似却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发展的速度至少快了20%，甚至有的达到80%。从年至年，城市发展中的18%到80%都是由印刷业贡献的。[4]迪特马尔甚至认为：“印刷业产生的社会福利，在19世纪40年代相当于收入的4%，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则相当于收入的10%。”在当时，这远大于当今个人电脑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影响，据估计，年个人电脑产生的社会福利也不超过个人收入的3%。[5]而年至年，电脑降价的态势与15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图书价格的下降轨迹非常相似。然而，似乎越是早期、越缓慢的信息技术革命越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对这种差异最好的解释是，在传播对现代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的知识方面，印刷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已知的印刷数学文本是《特雷维索算数》（年）。年，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在威尼斯出版，该书肯定了复式簿记的好处。很快，关于酿造和玻璃吹制等制造技术的书籍相继出版，这些书籍使得最佳实践经验得以迅速传播。这还不是全部。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文化生活以罗马为中心高度集中。路德革命后，欧洲文化网络完全改变了。根据欧洲思想家的出生地和死亡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种重叠网络：一种是“赢家通吃”的政权，在巴黎周围大规模集中；另一种是“适者更富”的政权，存在于整个中欧和意大利北部，其许多子中心在集群中相互竞争。[6]年后，“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似乎并不适用了（见插图10）。18思想交易当有些人正在历经杀戮时，另一些人却在接受着知识的洗礼。尽管宗教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乱（这可能也导致了之后在年，已经被推翻了的天主教斯图尔特王朝试图在苏格兰复辟），但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仍是以一系列由网络驱动的创新思潮为特征的，而其中以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为突出。在这两项运动中，创新思想在学者的网络中传递，这使得自然科学和哲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印刷技术的传播非常相似，科技的传播也有其特定的地理路径。如今，这条路径基于个体科学家的事业得以再现。在16世纪，科学网络的主要中心是帕多瓦，它位于意大利其他大学城的中心。帕多瓦将这些大学城与九座南欧主要城市，以及遥远的牛津、剑桥、伦敦联系起来。两个德国的节点维滕堡和耶拿只是彼此相连。在17世纪，帕多瓦成了科学活动网络的五个中心之一，另外四个分别是伦敦、莱顿、巴黎和耶拿。这时，哥本哈根也是处于地理外围位置的众多新节点中的一个。[1]通信网络的发展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科学革命的演变。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伊斯梅尔·布利奥也是一名历史、神学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他的通信数量巨大，从年到年，除了在《布利奥信集》中出现的封信件，还有封他与各地的往来信件，这些信跨越法国，远至意大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到达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2]能够与其“一较高下”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书记亨利·奥尔登堡，他在年至7年共有3封往来信件。除了英格兰，奥尔登堡的通信网络还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和一些英国殖民地。[3]确实，就数量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也写了数量相当的信件：伊拉斯谟写了多封信，路德和加尔文各有0多封信保存下来，而耶稣会的创始人伊格内修斯·罗耀拉流传至今的信件超过封。同时，商人和贵族也制造了大量的信件。[4]但不同的是，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的出现，科学革命时期的通信慢慢地变为一种集体行为，而不再局限于双方的交流。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对痛风治疗的研究是科学通过这种信件网络传播的一个极佳例证，该研究揭示了首次在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现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观察到的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列文虎克本来是向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提供的研究报告，却将新知识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与非协会会员的通信——这是经典的弱关系——使得伦敦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接触到这份报告。[5]《英国皇家学会宪章》明确规定其主席、理事会成员及其继任者拥有这样的自由：“在不受任何骚扰或干扰的情况下，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和外国人，无论是私人的还是集体的、商业的还是政治的，共享知识与智慧。”[6]知识共享的唯一条件是其必须符合社会利益。从奥尔登堡开始，历任秘书在管理这些信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埃德蒙·哈雷的管理下，学会收到的信件（包括列文虎克的信）未被阅读而大量积压，但是他的继任者物理学家詹姆斯·尤林却让学会成了一个国际科学学者网络的枢纽，这些学者包括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教授、牧师和药剂师，他们中1/4的人在欧洲，大约5%的人在北美殖民地。年12月，尤林发表了《关于协同观测天气的建议》，提出利用通信者网络协同进行气象观测。这一建议的前提是“真正的气象理论不能从一个地方的天气变化中获取”，而是“必须由许多观测者协同合作”。[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收到了来自柏林、莱顿、那不勒斯、波士顿、吕内维尔、乌普萨拉和圣彼得堡的观测结果。相比之下，巴黎科学院最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年12月22日创立之初，它是国王的私人图书馆，实行的是官方的保密政策。所有讨论和审议都是私下进行的，非成员被禁止参加会议。[8]因此，其成员实际上被排除在迅速增长、后来产生科学革命的泛欧网络之外。在欧洲大部分天主教地区，情况也类似。能够加入更广泛的科学网络的葡萄牙知识分子被称为“疏远者”，意思是“外国化的人”。[9]与之相呼应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网络的出现催生了网络理论本身，同时出现的还有欧拉在“七桥问题”上的研究。欧拉出生在巴塞尔，师从约翰·伯努利。20岁时，他在巴黎学院问题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从此声名鹊起。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工作，他解决了柯尼斯堡谜题，而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邀请下搬到了柏林（尽管两人最终决裂，欧拉后来又回到了俄罗斯）。在18世纪，这种知识的交易不仅限于数学定理。随着欧洲商人和本地人利用北美迅速下降的运输成本和几乎免费的土地，以及西非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此时的跨大西洋贸易和移民所建立的网络呈指数级增长。18世纪的大西洋经济被描述为“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人人都相互认识，而且可以认识朋友的朋友”。[10]准确地说，这就是以港口为中心的多个交错网络。[11]当时苏格兰商人在马德拉岛的葡萄酒贸易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到年，岛上43名外国常驻商人中有1/3是苏格兰人，包括十大葡萄酒出口商中的五家。虽然一些葡萄酒商是互相联系的，但网络中的大多数连接都是在“通信者”和“代理人”之间发生的。诚然，这些联系有相对松散的缺陷，因为委托人通常很难让他们的代理人遵守指令。信息流浩如烟海，但经常被闲言碎语干扰；交易成本很高，因为交易员经常相互讨价还价。[12]另一方面，这个网络是动态的，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13]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联网的好处与分级管理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在形式上，在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董事控制了印度和西欧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事实上，正如公司贸易商4多次的航行记录显示，船长们经常进行非法的航行，私下交易。[14]到18世纪后期，由此产生的贸易网络中的港口数量超过个，范围从马德拉斯这样的开放商业中心到广州这样的受监管市场。[15]实际上，私人贸易产生薄弱环节，将原本互不相连的区域集团联系在一起。[16]这个网络（如图18.1所示）拥有自己的生命，身处伦敦的董事们根本无法控制。事实上，这是东印度公司成功的关键之一：它更像一个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重要的是，其荷兰竞争对手禁止自己的员工从事私人贸易。这可能解释了后者最终被取代的原因。[17]只有当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遇到等级森严的有序港口，如拜蒂克洛（被僧伽罗王室垄断的港口），这种网络战略才会失败。[18]当东印度公司退出亚洲内部贸易，专注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时，事实证明，其海上网络的密度至关重要。[19]只有当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从贸易转向像印度那样的税收时，它的结构才变得更加等级分明。事实上，在罗伯特·克莱夫的时代，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殖民地政府。图18.年至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网络。交易者从东印度公司的基础设施中获利，而公司能够从交易者在多个港口中间建立网络的能力中获利。对于曾经在苏格兰很常见的那种野心勃勃、敢于冒险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20]来自邓弗里斯郡的韦斯特霍尔庄园的约翰斯通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称其为“一个荒凉而多山的乡村，除了荒凉和阴沉之外，什么都没有”。詹姆斯和芭芭拉·约翰斯通的11个孩子都活到了成年，他们几乎都在苏格兰以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詹姆斯、威廉、乔治和约翰四兄弟最终当选下议院议员；从年到年，议会中至少有一个是属于约翰斯通家族的。这个家族的二儿子亚历山大在格林纳达购买了一个大型糖料种植园，他把这个种植园改名为“韦斯特霍尔”。他的弟弟威廉·约翰斯通·普尔特尼爵士领导了投资者协会，该协会于年购买了纽约州西部多万英亩[21]的杰纳西河土地。到他去世时，他在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多巴哥和佛罗里达也积累了财产。三个最年轻的家族成员——约翰、帕特里克和基甸，都在印度次大陆上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约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精通波斯语和孟加拉语，积累了大量财富。帕特里克不幸于年19岁时在加尔各答的“黑洞”事件中死去。约翰斯通家族曾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服役：乔治担任西佛罗里达州州长，亚历山大担任加拿大和纽约北部的军官，基甸担任大西洋海岸的海军军官。约翰斯通家族最年轻的成员也曾在毛里求斯的巴士拉和好望角待过一段时间。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个阶段，他经营着一家向印度朝圣者出售恒河水的企业。[22]（有关约翰斯通家族的网络，可参见插图11。）全球商业网络的枢纽是港口城市，如爱丁堡、伦敦、金斯敦、纽约、开普敦、巴士拉、孟买和加尔各答。但是，不仅仅是货物和黄金沿着连接这些大都市的海上通道流动。奴隶们也以百万计渡过大西洋。数百人在格林纳达的约翰斯通种植园辛勤劳作；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员输掉了官司，标志着苏格兰法律承认奴隶制的终结；约翰斯通家族（约翰）拥有的贝琳达，就是最后一个被苏格兰法院承认为合法奴隶的人。然而，思想——包括解放思想，也在18世纪的商业网络中流动。玛格丽特·约翰斯通是一个狂热的雅各宾派分子，她从爱丁堡城堡的监禁中逃脱，在流亡法国时死去。威廉·约翰斯通和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一样，是爱丁堡“精英社团”的成员，他们都对他的才智推崇有加。威廉的儿子约翰加入爱丁堡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协会。他的叔叔詹姆斯和约翰也反对奴隶制；威廉则站在另一边。乔治对美国革命表示支持，并于年作为命运多舛的和平委员会成员被派往殖民地。约翰斯通夫妇认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死敌亚伦·伯尔，他们都曾经去过贝蒂在爱丁堡的家。[23]约翰斯通夫妇可能是全球化家庭的极端案例。但是，即使在波尔多北部的一个法国城镇昂古莱姆，18世纪也有相当多的居民去过或居住在法国以外的地方（见插图14）。19启蒙运动中的网络印刷品使得宗教改革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科技革命的进展。也许矛盾的是，启蒙运动同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要归功于古老的手写文字。诚然，很多启蒙哲学家都有作品发表，并且数量可观。然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想法却是通过私人信件来完成的。而现代学者确实是通过大量信件的留存——多名作家之间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往来，才得以重构启蒙运动网络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启蒙运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将欧洲各地，从格拉斯哥到圣彼得堡的哲学和文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仔细研究18世纪主要思想家之间的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以国家为单位聚集的。[1]比如在伏尔泰多人的信件往来网络中（见图19.1），70%是法国人。[2]我们已经得知伏尔泰与他人往来信件中12%的写信地和收信地。这些信中，超过半数（57%）都是在巴黎市内收寄的。当然，伏尔泰也与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亚历山大·蒲柏有信件往来，然而数量屈指可数。其他一些英国通信人也都没什么名气：丝绸商人埃维拉德·法肯纳爵士和在弗尼遇到的小诗人乔治·基廷。图19.1伏尔泰的通信网络。传统意义上，启蒙运动是一场国际运动，该图则凸显了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网络。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众多中心人物之一，还有两位是让·雅克·卢梭和《百科全书》的编辑让·勒朗·达朗贝尔，后者的个人交际网络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代的人将其看作一个学者网络。[3]这个网络的中心在巴黎。在这个网络中，我们抽取了约个样本，其中12%的成员在巴黎去世，而为《百科全书》做出贡献的学者中也有23%在巴黎度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4]该网络成员阵容在社会上也非常罕见：18个王子和公主、45个公爵和公爵夫人、个侯爵和侯爵夫人、个伯爵和伯爵夫人、39个男爵和男爵夫人。[5]在18世纪，贵族占了法国人口的0.5%，但在所谓的“文人共和国”网络中，贵族占了1/5。而且，该团体对当时的既定秩序通常持批判态度，但其成员中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的数量却是惊人的。[6]最后，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间有着重要的延续性，事实上启蒙运动网络中并没有多少实践科学家，不过确实有一些成员来自知名的科学机构，例如法兰西学术院和皇家科学院。因此，这就是一个文人共和国，而非数字共和国；换句话说，这个网络中的评论家远多于实干者。这些通信网络只展示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认识伏尔泰、罗素或者达朗贝尔的人绝不满足于跟他们通信，而是想当面见见他们。因此当时出现了“沙龙社团”，沙龙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妇女们的家成为社交的中心场所，凡有志的知识分子都渴望被邀请参加。[7]而在巴黎“格拉布街”中那些蹩脚的雇佣作家则鲜少被邀请。但是高端的启蒙运动网络和卑微的寒士网络之间也有“微弱的联系”：八名所谓的地下文人跟伏尔泰、卢梭和达朗贝尔通过信。[8]每个国家都以各自的节奏发展着启蒙运动。在爱丁堡，新自由思想的网络在原有的皇室和教会组织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这一点跟巴黎一样。在苏格兰的首府里，有法院、最高法院、财政部、政法委和海事法院，苏格兰辩护士协会，皇家市民大会在这里召开，苏格兰教会和爱丁堡大学的集会也在这里召开。年，亚当·斯密成为一名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尽管不是在爱丁堡，而是在格拉斯哥）。年，大卫·休谟开始担任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管理员。跟法国一样，苏格兰贵族的资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生活来源。年到年，亚当·斯密担任了年轻的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跟法国的同行一样，爱丁堡的伟大思想家几乎算不上革命者，也不是反动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谴责雅各宾主义，拥护汉诺威王国的秩序（有人曾提议将爱丁堡的新城布局为英国国旗的形状）。[9]尽管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活动并不发生在原有的组织中，而是发生在老城区的新的和非正式的俱乐部中：哲学学会（年成立，原名更为烦琐：爱丁堡提高艺术和科学特别是自然知识的学会）及精选学会（—年）。而且，正如法国的“奉献者派”谴责并试图起诉哲学家一样，长老会的传统主义者认为苏格兰的文人是“来自地狱的祸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16世纪加尔文主义革命的火种继承人就成了一个名为“柯克”的残酷宗教机构的守护者。约翰·霍姆被苏格兰教会长老会公开审判，他因写了剧本《道格拉斯》（年）而被停职。[10]这里跟在欧洲的其他新教区一样，印刷机证明了自己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根据包括休谟和史密斯在内的10名杰出苏格兰人的通信记录来判断，苏格兰文人跟法国的启蒙者一样，他们的思想是世界性的，但行动仅限于国内（见图19.2）。[11]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往来信件数量是往来巴黎的十倍。然而，伦敦其实比格拉斯哥更重要：这是一个英国人的网络，而不是苏格兰人的。无论如何，启蒙运动不仅是一个通信的过程，它的主角也不仅仅是笔友。作为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亚当·斯密曾前往巴黎，与达朗贝尔、重农主义者弗朗斯瓦·魁奈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其他启蒙主义者见面。这说明文人共和国是灵活移动的，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同时也是最早的旅行者。图19.2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年）对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的仿作，后由詹姆斯·斯科特临摹。说明启蒙网络以旅行和通信为基础。而对于生长在大洋彼岸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亲身在英国和法国待上至少一小段时间，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殖民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例子。富兰克林是一个清教徒家庭的第十五个孩子，他们举家从北安普敦郡移民而来。他自学成才，是一名博学家，实验室和图书馆对他而言就像家一样。年，他成立了小团体“共读会”，在这个团体中，像他这样的人能够互相见面，交换意见。两年后，他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公报》。年，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收费图书馆。12年后，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美国哲学学会。年，富兰克林成为费城学院和慈善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然而，费城的人口只有2.5万，这里不是爱丁堡，更不是面积比其大20倍的巴黎。在年之前，富兰克林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之外没有通信者。直到他去了伦敦之后，与他通信的人员中非美国人的比例才从零上升到接近25%。尽管富兰克林从未与他同时代的伏尔泰通过信，但他对欧洲的访问确保了他成为启蒙运动网络的一部分。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也是皇家艺术学会会员。除了多次前往伦敦，富兰克林还曾到访爱丁堡和巴黎，以及爱尔兰和德国。[12]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成为反抗的殖民者、呼吁国家独立之前，这些殖民者愿意考虑切断美国殖民地从属于遥远伦敦的主权“议会国王”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富兰克林这一代殖民知识分子来说，伦敦仍然是“美国的首都”，即使他们渐渐地对其强加的政治限制产生了愤懑。[13]20大革命中的网络与早期的宗教和文化革命运动一样，在18世纪末的伟大政治革命中，网络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手写文字作品和印刷术又一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政治思想家在书籍、小册子、报纸上，还有手写信件中记录了激进的政治变革思想，也详细地阐述了对皇家权威的批判。在文人的眼里，笔似乎比剑更有力，作家（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辩论家）在同样无所畏惧的出版商的协助下，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群体之一。也难怪对新闻界征税这一举动会引起众怒。[1]西方世界的作家和印刷商们加入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交网络，他们似乎打算通过写作摆脱世袭统治。从波士顿到波尔多，革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学家网络的成果，演说家也是其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他们大声疾呼的话语可以聚集广场上的人群，煽动他们去冲击旧政权的高塔。然而，革命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作家，也需要战士。此外，革命网络需要有一定的弹性，当受到等级权力的压制时，它们不会轻易地分崩离析。在这种背景下，保罗·里维尔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可能学生们不再记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诗作，也没有人能想起美国最早一批以托马斯·爱迪生为原型的电影，比如《保罗·里维尔午夜之旅》，但人们对他的故事依然很熟悉。[2]他从北教堂的灯塔成功传送了重要情报：“如果从陆路入侵，点一盏灯；如果从海路来，点两盏灯。”这句话至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令人心生敬畏：在乡村街道上匆匆奔跑的马蹄，月光下的一个身影，黑暗中的一个硕大躯体，从鹅卵石上驰骋而过，经过时，有一个火花，一匹无畏的飞翔的骏马击中它：一切都结束了！然而，透过黑暗和光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在那天晚上飞驰着；那匹骏马在飞行中擦出了火花，火花的热量点燃了这片土地。在我们本能的理解之下，或者说在我们自己认知下的理解中，火花是一种隐喻，这是一个新闻传播的过程：保罗·里维尔骑马穿过黑夜；就在这个晚上，他的呼喊声传遍每一个米德尔塞克斯的村庄和农场——他的呼喊中没有恐惧，只有反抗，是从黑暗中传出的号角，是坚定的敲门声，也是一句将永远回响的话！然而，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指出的，我们尚不清楚里维尔为什么成功地传递了这条重要情报：正规军将被部署到波士顿西北的城镇——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并计划先逮捕殖民地领袖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之后再收缴殖民地民兵的武器。这一过程中，里维尔所做的就是策马驰骋13英里，敲开每家每户的门，警告城镇的每个人，英国兵就要来了。但是他的消息传播得比他想象的要远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凌晨1点到达林肯，凌晨3点到达萨德伯里，早上5点到达距离波士顿40英里的安多弗。而这除了口头传播之外，没有其他渠道可以实现。大卫·哈克特在他的关于里维尔骑行的书中指出，里维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能够成为事件的中心……（以及）动员大量人员的行动”。[3]格拉德韦尔认为，与有着相似经历的威廉·道斯不同，里维尔能够在“少数人的法则”下引发“口碑式传播”。[4]在网络中，里维尔属于这些罕见的类型之一：一个“连接器”“合群者”“天生的、无法抑制的社交者”。[5]同时他也是一个“专家”，一个知识的积累者，他不仅拥有“殖民地波士顿最大的联络簿”，而且“积极参与收集关于英国人的信息”。[6]在上述的故事版本中，保罗·里维尔这一人物很吸引人，但其实这个故事并不完整。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早在年4月，里维尔就正式成了一名反叛的联络员。事实上，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一名技巧熟练的雕塑家和银匠，他因用版画夸张地描绘了波士顿大屠杀的事实而在新英格兰为人所知。[7]年10月6日，保罗·里维尔从波士顿骑马到费城，向大陆会议递交了煽动性的“萨福克决议”——该决议反对缴税，呼吁人们抵制英国货，作为对“不可容忍法案”（也称“强制法案”）和魁北克法案的反击。[8]12月13日，里维尔一路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镇，警告镇上的通信委员会说，英国正规军可能很快就会收缴储存在朴次茅斯港附近的纽卡斯尔岛的武器弹药。[9]早在4月8日，他就在康科德镇做过同样的事：提前一周警告镇上的人，如果正规军来袭，就很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10]里维尔后来回忆，4月16日，他骑马到列克星敦向汉考克和亚当斯报告英军即将来临的消息，传言他们就是正规军部署的战略对象。[11]关于英国的动向，除了威廉·道斯之外他一定还有其他情报来源，特别是因为来自萨默维尔、剑桥和梅米西亚的居民也得到了情报，尽管托马斯·盖奇将军已经尽全力阻拦了。[12]这说明道斯和里维尔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还和第三个人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博士一起骑马从列克星敦到康科德，轮流敲开农舍的门。里维尔最终在林肯镇附近被捕。[13]他是正规军抓获的第四名非法联络员。但里维尔跟他的妻子很幸运地逃脱了。当时一名神经兮兮的军官“拍拍他（里维尔）的脑袋”，威胁说如果里维尔不回答他的问题，“就一枪打爆脑袋”。这位军官的枪声造成了不断加剧的骚乱，这让他们不得不先放了里维尔，但是当然没有让他骑马。[14]里维尔小心谨慎地徒步走回列克星敦后，困惑地发现汉考克和亚当斯在得到情报之后的三个小时仍没有任何行动。[15]最后，里维尔活到了83岁。如果他没有成功地活着回到剑桥，如果他没有在革命战争中幸存下来，如果这段故事不是由他自己讲述的，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经久不衰了。保罗·里维尔的故事中所形成的网络值得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16]事实上，他是集群之间的两个关键中间人之一，否则这些集群的弱相关性就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运动。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进程中，马萨诸塞州作为殖民地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波士顿的等级制度愈加凸显：被称作“婆罗门”的贵族精英阶层、工匠和农民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贫穷劳工和契约仆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只是一个小工匠的里维尔和作为医生的约瑟夫·沃伦是如何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就成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大约有5个波士顿的组织或多或少有些同情“辉格党”：包括圣安德鲁分会，在绿龙酒馆聚会的共济会分会；自由之子的核心成员“忠诚九子”；北方终结组织，在致敬酒馆碰头；达塞特巷的长房间俱乐部；波士顿通信委员会。一共有名男性在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群体中，但是大部分人（86%）却只出现在一份名单上，而没有一个人同时出现在全部的五份名单上。出现最多的是约瑟夫·沃伦，他同时属于四个组织；而保罗·里维尔紧随其后，同时出现在三份名单中，塞缪尔·亚当斯和本杰明·丘奇跟他一样。然而，就“中介中心性”而言，只有沃伦和里维尔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见图20.1）。图20.1波士顿的革命网络（约年）。注意保罗·里维尔和约瑟夫·沃伦的中介中心性。移除其中一个或两个都会显著降低该网络的密度。个人根据其所在的组织数量分组形成不同的单一节点，只有里维尔和沃伦同时属于两个以上的节点。因此，网络分析显示，保罗·里维尔起到了这个关键双人组一半的作用，他跨越了革命时代马萨诸塞州普通工匠和专业阶层之间的阶级鸿沟。然而，尽管这一分析很有见地，却无法辨别里维尔和沃伦所属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组织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看似合理的推测——共济会是美国革命中最关键的那个网络。在年出版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共济会》中，悉尼·莫尔斯（他自己也是一名共济会会员）认为共济会“在秘密集会上召集爱国者领袖一起为自由而战”。根据莫尔斯的说法，在年击沉了葛斯比号的组织是共济会；也是共济会组织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还控制了领导这场革命的组织，包括大陆会议。[17]保罗·里维尔是莫尔斯在书中最常提到的名字之一。[18]尽管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费伊在20世纪30年代重申了共济会的作用，但研究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这一说法视而不见。[19]当罗纳德·希顿研究了位“开国元勋”的背景时，他发现他们中只有68位共济会会员。[20]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个人中也只有8个人参与过共济会的集会。[21]多年来，主流观点一直对“共济会成员是否在美国的革命中以共济会成员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持怀疑态度。[22]然而这个结论本身看起来就很可疑。不说别的，这一假设的前提是所有开国元勋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然而网络分析显示，里维尔和沃伦是波士顿最重要的革命者，而波士顿是革命中最重要的城市。它也低估了共济会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证据表明，就对发动革命的人起到的激励作用来说，革命意识形态至少和世俗政治理论或宗教学说一样重要。[23]在理性时代，共济会是一个强大的神话故事、一个国际组织结构和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这种仪式将入会成员都当作“兄弟”联结在一起。跟改变了18世纪世界上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起源于苏格兰。欧洲的石匠们在中世纪已经开始组织集会了，并且（像其他中世纪的工匠一样）区分了工徒、工员和工师，但是直到14世纪晚期，他们才正式成为一种组织。年，苏格兰的集会组织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法规，由苏格兰国王管辖下的劳工大臣威廉·肖发布。然而，直到17世纪中叶，共济会才演变成一个由熟练工匠组成的松散网络，基尔温宁和爱丁堡的分会接纳“投机的”或“被认可的”（即非执业的）工匠。一位名为詹姆斯·安德森的阿伯丁人在他的著作《共济会章程》（年，以下简称《章程》）中为新时代提供了一部相当宏伟的史前史。在安德森的讲述中[24]，“宇宙最高建筑师”上帝赋予亚当砌筑的技能——几何和“机械艺术”，然后亚当将这些技能传给他的后代，他们又将这些技能传给《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因此，上帝挑选的人，在他们得到应许之地之前都是好石匠，摩西是他们的“大师”。早期的建筑师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是希兰·阿比夫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所罗门神殿，阿比夫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建筑师”。[25]就像许多成功的网络一样，共济会网络中也有等级制度。所有共济会成员都参与地方分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是被18世纪在伦敦、爱丁堡、约克、都柏林以及后来的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形成的各分会联系在一起的。每个分会都有一个工师作为主管人员，还有管理者和其他等级的行政人员。“准共济会成员”必须获得成员的提名和一致批准，甚至在作为“工徒”举行加入共济会的秘密仪式之前，就必须先同意接受安德森的《章程》中提到的那些“指控”的约束。入会仪式是由成员们精心策划的，对于那些晋升到更高等级甚至是工师的同行来说更是如此——包括手势、誓言和礼仪服装。然而，《章程》中“指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善良而诚实的男人，生而自由，成熟而谨言慎行，成员中没有奴隶，没有女人，没有不道德或有丑闻的人，他们都有好的名声”。没有一个共济会成员是“愚蠢的无神论者，或不信教的放荡者”。共济会成员像兄弟一样平等相处，尽管组织“不像以前那样夺取成员的个人功劳”，但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担任最显赫的职位。[26]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分会的吸引力之一，恰恰是让贵族和资产阶级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共济会允许会员参与政治叛乱。确实，安德森的《章程》也提道：“共济会成员是人民权利的和平主体，无论他住在哪里，也无论他在哪里工作，决不会被卷入‘危害国家和平与福利的阴谋’中。”但是参与政治叛乱显然不是被除名的理由。[27]尽管安德森本人是长老会牧师，但从他非常宽松的宗教标准中可以推断出，共济会与自然神论是相容的。事实上，一些殖民地的会所还接纳了犹太人。[28]但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朝着这种启蒙运动的宗教怀疑论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因此，年，组织中分裂出两个派别“古典派”和“现代派”。古典派倾向于年版的安德森《章程》，该条款要求无论哪里的共济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基督教戒律。而令人困惑的是，现代派更倾向于年早期版本的章程，其中鼓励共济会成员遵循他们本国的宗教。在圣约翰大教堂作为波士顿第一个共济会教堂建立起来约28年之后——年，这种分裂倾向在马萨诸塞州发生了。波士顿的分会是在伦敦的授权之下成立的，但同时圣安德鲁新成立的“古典派”分会的权威是从爱丁堡沿袭下来的。虽然最初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分裂并没有持续下去，这两个分会于年合并了。但随后在革命时期，它们似乎反映出一种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因为圣安德鲁分会——由被排除在圣约翰分会之外的所谓的社会底层人士创建，成了煽动叛乱的温床，特别是在约瑟夫·沃伦成为它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他成为波士顿古典派的领导者）之后。[29]圣安德鲁分会于年收购的绿龙酒馆成为波士顿革命运动的总部。[30]事实上，根据年11月和12月的集会记录，这两次例会由于出席率过低而不得不暂停，这暗示了多数成员都参与了波士顿倾茶事件。[31]当在年的战斗中丧生的沃伦被重新安葬时，他的朋友和共济会同僚佩雷斯·莫顿称赞他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位美好的“无与伦比的爱国者”，而在私生活中也是“人类的楷模”。沃伦已经“献身于美德和人类事业”，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以一名共济会成员的身份被铭记。莫顿宣称，“他作为工师树立了一个多么光辉的榜样，他生活得如指南针一般精确，他的行动可以唤醒整个广场的人群”。在沃伦参加的所有组织中，莫顿说，“没有一个比共济会更有价值”。事实上，莫顿明确地将沃伦的死比作所罗门神殿的建造者希兰·阿比夫的死（根据共济会的传说，他因拒绝泄露共济会工师的秘密符号而被谋杀）。[32]里维尔也不是普通的共济会成员，年，他成为马萨诸塞州大分会的副会长。[33]长期以来，阴谋论者和低俗小说作家一直痴迷于一个想法：共济会是美国革命背后的秘密网络。对于那些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想法可以解答他们的某些疑虑。不过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殖民地共济会分会的同质性。波士顿的分会中也有亲英的保皇派，包括海关长官本杰明·哈洛威尔和他的兄弟罗伯特，他们都属于圣约翰分会，还有至少六名圣安德鲁分会的成员。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忽视一个事实：圣安德鲁分会集中了许多革命领袖，不仅包括沃伦和里维尔，还包括出版了《马萨诸塞侦察报》和《新英格兰年鉴》的以赛亚·托马斯、自由之子组织的干事威廉·帕尔弗里和忠诚九子的其中之一的托马斯·克拉夫茨。[34]仅圣安德鲁一个组织就在年接纳了30名新成员，年新成员有25名，在接下来的两年加入的成员达到41名。在年6月的一次晚宴上，该组织在法尼尔厅招待了波士顿市政委员和法国领事。[35]13年后的年7月4日，穿着共济会制服的保罗·里维尔奠定了马萨诸塞州州议会的基石。里维尔敦促他的听众“在一个好公民的尺度下生活”，以展示“人类的世界……我们希望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才可能进入寂静与和平的圣殿”。就在他说这话的几天前，一位牧师跟里维尔和他的手下说，共济会是“理性之子、智慧的门徒和人类的兄弟”。[36]这说明此时的共济会和一些早期共和国牧师是和谐相处的。教会中的共济会成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住在塞勒姆的公理教会牧师，著名的威廉·本特利。1年，本特利去波士顿参加乔治·华盛顿的祭奠仪式，并与他的共济会同僚里维尔和以赛亚·托马斯共进晚餐。[37]仅仅30年后，情况完全变了。新英格兰宗教“大觉醒”引发了激烈的反共济会运动，这导致圣安德鲁分会和其他组织的新运动急剧减少。[38]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另一种解释，解释了后来美国革命中共济会角色为何被贬低：美国人根本不想承认这是19世纪共和国建国时的特征之一。然而，还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旁证。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仅成为费城分会的会长，还是第一部美国版安德森《章程》的出版商（年）。乔治·华盛顿不仅在20岁时加入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共济会第4分会，年，他也成为新成立的亚历山大第22分会的会长。年4月30日，在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华盛顿的手放在纽约圣约翰共济会第一分会的《圣经》上，宣誓就职。宣誓是由纽约州首席法官（该州最高司法机构）罗伯特·利文斯顿和另一位共济会成员主持的，他是共济会纽约最大分会的第一位大师。年，艺术家约瑟夫·威廉姆斯坐在华盛顿的对面，为他画了一幅穿着全套共济会制服的画像，一年前，他穿着同样的制服参加美国国会大厦的奠基仪式。[39]乔治·华盛顿的石匠围裙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民间传说中应该和保罗·里维尔的马一样出名，如果他们没有共济会成员的身份，就不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后来的历史学家对美国国玺的共济会起源提出了质疑，自从年美国国玺被印在1美元纸币上以来，这一肖像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然而，在印章正面未完成的金字塔上，上帝的全视之眼确实与19世纪印刷品中画的，身着共济会制服的开国总统华盛顿身穿的围裙上那个凝视我们的眼睛非常相似（见插图12）。[40]18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政治革命交织在一起，因为传播它们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美国革命的缔造者大部分都是天才。尽管处于欧洲网络的边缘，美国却产生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和哲学革命——尽管自觉地模仿着英国及其共济会分会的集会生活，但事实证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最有创新精神的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确立的宪法旨在将反等级的政治秩序制度化。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古代和现代早期欧洲在共和政体实验上所遭遇的命运，设计了一个既分离又下放权力的系统，极大地限制了当选总统的行政权力。在第一部《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将面临的主要危险：在对人民权利热情的华丽面具下，往往隐藏着危险的野心，而政府那坚定、高效、热情得令人生畏的外表下，却是坦坦荡荡的。历史将告诉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将社会引入专制统治，而那些推翻共和国自由的人，绝大部分是从法庭开始向人民献媚的：始于煽动者，终于暴君。[41]他在年回归这一主题。汉密尔顿写道：“只要查阅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为一些人的存在所诅咒，这些人被一种不规则的野心驱使，不顾忌任何他们认为将有助于自身进步和重要性的事情……在共和国里，阿谀奉承或转弯抹角的煽动者，无论放在哪里，仍然进行着偶像崇拜——权力……以及贩卖人民的弱点、恶习、脆弱性或偏见。”[42]美国的制度运作得如此之好，令欧洲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来自法国的访客。年，法国建立了共和国，持续了整整12年。法国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认为，美国联邦制的生命力，以及联邦制的分权性是新民主主义成功的关键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还源于一个充满了宗教难民的殖民地，这些宗教难民来自一个在年就放弃了共和体制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当时等级制度还对母国的居民进行了等级分类”，但是美国殖民者“呈现了一个各部分都平等的社会新奇景象”。[43]正是殖民地社会这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特征，才使得独特密集的公民协会网络成为可能，托克维尔认为，这是美国成功建立共和国的关键。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说美国是第一个网络化的政体。托克维尔宣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成功地把关联的原则运用到更多的物体上：除了依法以乡、市、县的名义建立的永久性协会之外，还有大量其他协会由私人机构组建和维持。美国公民从小就被教导，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抵抗生活中的邪恶和困难；人们以不信任和质疑的眼光看待社会权威，只有在没有它不行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要求社会权威的帮助……在美国，建立协会是为了促进公共安全、商业、工业、道德和宗教的发展。通过人类的团结，在一个社会中集结个人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目标，这条道路是没有尽头的。[44]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团体是对抗现代民主中固有的暴政危险的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如果是大多数人的暴政的话。然而，他认为，美国体系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非政治性关联：不同年龄、不同条件、不同思想的美国人不断地团结在一起。他们不仅有所有人都参加的商业和工业协会，而且还有种其他类型的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随意的、非常普遍的、极其特殊的、巨大的、非常小的。美国人利用协会举行庆祝活动，创办神学院，建造旅馆，建立教堂，分发书籍，派遣传教士到地球的另一端。通过这种方式，医院、监狱、学校。总的来说，只要是在优秀榜样的带领下，面对一个揭露真相或培养情感的问题，他们就会建立联系，成立协会。[45]最吸引托克维尔的，是美国与他的祖国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比。为什么那里的革命（位于启蒙运动的关键中心之一）产生了令人如此失望的相反结果？Part04等级制度的重建21红与黑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年）中，于连·索雷尔决意从事牧师职业，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他在法国复兴的波旁王朝晋升的最佳选择。作为木匠的儿子，索雷尔更喜欢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的精英体制——“职业对人才开放”。然而，索雷尔的结局很糟糕，与其说这是他拈花惹草的下场，不如说他只是复辟时代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受害者。然而，与波旁王朝的势利相比，司汤达对索雷尔的冲动本性算是宽容的了：“真正的贵族只有一种，就是拥有公爵头衔的人。侯爵的身份非常荒谬，（但是）一听到公爵一词，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来。”这是这本书的一句警句（其中许多都是司汤达编造的），还有一句是这样的：“服务！天才！功绩！呸！”另一个是：“我只属于一个小圈子。”还有：“骑在马上的行政长官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我不是部长、内阁首脑或者公爵呢？……如果我是的话，我会给那些创新者戴上枷锁。’”[1]波旁王朝试图复辟的行为证明了等级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年，另一场法国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18年后，第三场革命将同样的命运给了他的继任者奥尔良派路易·菲利普。最后，在年，德国的入侵和另一场革命推翻了拿破仑三世，为法国（迄今为止）五部共和宪法中的第三部，也是寿命最长的一部铺平了道路。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时代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每一次重建君主秩序的新尝试的不稳定性。然而，在19世纪，印刷机释放出的革命能量虽然缓慢，却坚定地蕴藏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如果不复兴波旁王朝，那么应该怎么做？基于网络的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不仅在美国和法国，而且在整个美洲和欧洲，政治革命已经对一个新民主时代产生了愿景，这个时代的基础是共济会预先理想化的一种普世兄弟情，席勒的《欢乐颂》狂热地呼应了这种情感。然而，这一愿景终究没能实现。为了理解为什么网络的优势逐渐转回到等级制度，我们需要再次避免在思想上在两者之间构建错误的二分法。即使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那令人窒息的阶层分化，也有其独特的网络架构。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网络在某些方面也是分等级的，因为总有一些节点比其他节点处于更中心的位置，这其实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分等级的网络中，信息流或资源流被限制在某些连接线上，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统治节点的中心地位。这正是于连·索雷尔对法国波旁王朝感到沮丧的地方：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如此之少，以致他不得不过度依赖少数“贵人”。此外，司汤达小说的主旨体现了网络理论中的“三元悖论”。为了赢得贵族雇主女儿玛蒂尔德·德·莫尔的芳心，索雷尔假装爱上一个寡妇费尔瓦克夫人。虽然索雷尔同时追求两个女人，但她们不能联合起来反对他。甚至当他以前的情人瑞那夫人向玛蒂尔德的父亲告发他时，他还试图谋杀她。在他监禁期间，玛蒂尔德和瑞那夫人还分别探访了他。年，文学评论家勒内·吉拉德创造了“模仿欲望”一词：玛蒂尔德只有在意识到另一个女人也想要索雷尔的时候，才会对他产生欲望。等级秩序的网络其实更简单，有时是因为处在高层的人会有意识地应用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时是因为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数枢纽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有人试图重组欧洲的政治秩序，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上，一些政治家创造了另一种简单的网络：由五个大国组成的“五国联盟”，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在用有限的方式来达到平衡。它的成功部分基于这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权力平衡来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不重要，因为这种平衡取决于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这五个国家（见插图13）。19世纪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消解前三个世纪中已创建的知识分子、商业和政治网络，它们仍然活跃着。事实上，由于一连串的“觉醒”和“复兴”，新教世界的宗教生活变得更加活跃和难以驾驭。工业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所有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可以很容易地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也是创新者网络的产物，一些人受过科学训练，另一些人则是零零散散地自学。而且，即使共济会在1年之后衰落，其扩展兄弟情谊的概念并使之制度化的目标（超出狭义的男性兄弟）也为许多新运动所认同，不仅包括工会运动，还包括许多民族主义组织，尤其是德国学生联谊会。不同之处在于，王室、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所有这些网络，利用它们的创造力，并且让它们顺从等级顶端的意愿。[1]Stendhal,TheRedandtheBlack,KL,-3,-5.22从群体到暴政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埃德蒙·伯克那样迅速意识到法国大革命会比美国的革命更加血腥。直到恐怖事件发生，人们才明白两者的差异。试图用“人民的意志”取代路易十六的举动引发了法国自年圣巴塞洛缪节日大屠杀以来从未有过的自相残杀（见插图8）。可以说，革命的暴力始于年4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一场暴乱中，大约名支持自封的国民议会的示威者被皇家军队杀害。三个月后，在一场更为人所知的冲突中，保卫巴士底狱的士兵相继开火，大约人丧生。这一次，当一些保卫者加入革命人群时，形势发生了逆转。7月22日，驻军司令弗莱塞尔指挥官被斩首，这标志着革命的一次重大进展，同时，在格雷夫广场，公众将官员福伦·德·杜埃和他的女婿伯蒂·德·苏维尼吊起来并将他们肢解（前者的头和后者的心脏被钉在柱子上，被拉着游街示众）。当巴黎的人们拿起武器，动荡也席卷了法国农村。由于害怕贵族通过神秘的“强盗”阴谋重新掌权，法国各地的农民在那年夏天诉诸暴力，这一动乱被称为“大恐慌”。最初被烧毁的是封建登记册，被洗劫的是酒庄的酒窖，但从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农民起义，也不像扎克雷起义（年法国北部的农民暴动）。鉴于当时法国各省之间的沟通联系相对较弱，这种恐慌传播的速度特别惊人，也很难解释——这再次说明，即使没有先进的信息技术，谣言也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1]但与即将到来的革命暴力相比，这种大恐慌算是温和的了。尽管许多土地所有者受到威胁和羞辱，但只有三起谋杀案：一位高贵的庄园总管代表和一名涉嫌食品垄断的官员（在勒芒以北的巴隆），一名海军军官（在阿维尼翁以北的勒普津）。然而，燃烧城堡的行为却是惊人地流行。从7月27日至8月9日，不到两周的时间，仅在法国东南部的多菲内省，就有9座城堡被夷为平地，80座城堡遭到破坏。[2]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列出年之前发生过的大屠杀事件，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年10月的妇女游行和攻击凡尔赛宫，年7月国民警卫队在战神广场向人群开枪，年9月的大屠杀（当时“无套裤汉”袭击了巴黎监狱，杀害了数百名囚犯），—年在旺代发生的反革命战争，还有在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血腥奴隶起义。这些起义与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运动不同，但与此后的大部分革命一样：正如古典政治理论预言的那样，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进而导致暴政。而美国殖民者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公民关系网络，在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前后，美国也从这些网络中有组织地成长起来，但是法国的群体网络结构却大不相同。公共安全委员会试图维持暴民在无序流血运动中的秩序。[3]然而，雅各宾派和其继任者的权宜之计都不足以稳定首都，更别提整个国家了。像南特数千人被蓄意杀害的那种残忍的大规模屠杀，证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已经几近崩溃，其性质可与我们这个时代“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最严重的暴行相提并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些虐待狂假借虚假乌托邦的名义在胡作非为。而真正恢复法国秩序的人（尽管他的做法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相反）拥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拿破仑·波拿巴能从默默无闻的科西嘉人晋升为意大利革命军炮兵司令——他在最恐慌动乱的时期获得晋升，当然，是年之前阻碍他前进的贵族制度的崩溃成就了他。像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的于连·索雷尔一样，拿破仑既是一名“登山者”，也是一名“采花者”；与索雷尔不同，拿破仑既没有顾虑，又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而此人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刻都做着惊人的举动。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能从微观入手的人才能得到晋升，也就是那些自发承担每一项任务的人。这位新任准将在年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封信和公文，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潦草地写道：“我对装载16门大炮的方式极为不满。”“我对你在执行命令上的拖延感到惊诧，”他向他的部队指挥官抱怨道，“同样的事情我总要跟你说三遍。”他的远见卓识从宏大的战略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他制订了入侵意大利的计划），直到一切细节（监禁一名未经许可擅自离开的昂蒂布的下士，或者男孩鼓手在阅兵场上的确切位置）。[4]如今，拿破仑被称为“工作狂”。他每天工作16小时。年4月，也就是他统治时期异常平静的一个月，他仍然设法写了封信。这时，除情书以外的所有信件都是由他口述的。他曾经说过，这样才能才思泉涌，因为没有了字母和横线的束缚。有一次，他没有参考任何笔记，就向内政部长口述了不少于条在枫丹白露建立一所新军事学院的规定。[5]一般来说，除了周日晚上和家人一起吃饭，他只在餐桌旁待10分钟；周日晚上，他在餐桌边会待上半个小时。当他离开桌子时，他会跳起来，“好像受到了电击一样”。[6]正如他的一位压力很大的秘书回忆的那样，他的睡眠“只限于几次短暂的打盹儿小睡，夜晚对他来说和白天一样”。[7]以这种充沛的精力，他四处旅行游访。年7月，他乘马车从普鲁士的蒂尔西特去圣克卢，这是一次长达小时的旅程，以拿破仑不耐烦的个性，他不允许这期间有任何的停歇。他一大早赶到那里，立即召开了部长会议。[8]两年后，他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骑马前往巴黎，“他一边鞭打他副官的马，一边踢着自己那匹马的马刺”。他仅仅用6天的时间就走完了多英里。[9]同样，他的常态就是匆忙，让其他人跟在身后喘不过气来。即使在泡澡或刮胡子的时候，他也不浪费时间：总有人在手边给他读最新的报纸，包括对敌国英国报纸的翻译。[10]正是拿破仑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对细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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