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源性寄生虫病是指食（饮）用被感染期寄生虫污染的食物、水源而引起人体感染的寄生虫病，主要在人们进食生鲜或未经彻底加热的含有寄生虫卵或幼虫的食品时发生。近年来食源性寄生虫病出现了新的流行特点．成为我国及全球亟待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1常见食源性寄生虫病流行情况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全球感染人数、分布情况、急性发病的严重程度、慢性病例比例和严重程度、死亡病例比例、疾病负担、寄生虫-食物途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范围等9个方面对食源性寄生虫进行评分，排名前十的依次为：猪带绦虫（Taeniasolium）、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granulosus）、多房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弓形虫（Toxoplasmagondii）、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sp．）、溶组织内阿米巴(Entamoebahistolytica)、旋毛虫（Trichinellaspiralis）、后睾科吸虫(Opisthorchiidae)、蛔虫（Ascarislumbricoides）、克氏锥虫（Trypanosomacruzi）。
猪带绦虫成虫和幼虫（囊尾蚴）感染人后分别可引起猪带绦虫病或囊尾蚴病，幼虫对人体的危害远大于成虫，幼虫感染猪后，会给养殖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在世界范围内，猪带绦虫流行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墨西哥、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年第二次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以下简称“第二次全国寄调”）结果显示，我国29个省（区、市）有带绦虫流行，约55万人感染，感染率为0.28%，中、西部感染率较高，囊尾蚴血清阳性率为0.58%；近年来带绦虫感染率有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城乡差别正逐步缩小，脑囊尾蚴病例在发达国家报道有增多趋势。
细粒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幼虫寄生于人体可引起棘球蚴病，也可寄生于羊、牛等体内。我国家畜平均感染率可达50%。棘球蚴病严格来说可不归为食源性疾病，可因食入由感染犬粪便污染的水或食物（主要足蔬菜）而感染，但并非主要途径。考虑到两种绦虫分布广泛、发病率较高、后果严重、疾病负担重，因此其食源性传播路径值得重视。细粒棘球绦虫能适应多种宿主，遍布世界各大陆，高流行区包括中国，非洲东、北部，澳大利亚，南美，欧亚部分地区；多房棘球绦虫的流行则局限于北半球，主要流行于中欧、亚欧地区中北部、北美部分地区。在我国，新疆和青藏高原地区，以及宁夏和甘肃等南部地区是高流行区。两种棘球蚴病均存在流行程度加剧的趋势，如保加利亚儿童细粒棘球蚴病发病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0.7/10万上升至90年代中期的5.4/10万,欧洲人多房棘球蚴病年平均发病率从-年的0.1／10万上升至-年的0.26/10万。
弓形虫可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几乎所有温血动物，寄生的组织细胞广泛。人多为隐性感染，孕妇及免疫功能不全者是其主要的危险人群。感染人群呈世界性分布，全球约有10～20亿人可能感染弓形虫;11%～40%的美国和英国人血清抗体阳性，意大利可达42%,比利时达67%,巴西一些地区超过70%,非洲国家阳性率在40%左右，亚洲国家从低于10%到70%以土。我国第二次全国寄调结果显示，弓形虫血清学阳性率为7.97%．比20世纪90年代上升45.2%，特殊人群（如动物饲养员等）的阳性率达9.83%，推算感染人数约万。
隐孢子虫主要经过水源传播，已被确定为引起人腹泻的六大病因之一。该虫可感染包括哺乳动物、两柄动物、爬行类、鱼、鸟和昆虫在内的种动物，对畜牧业造成影响。隐孢子虫病呈世界性分布，欧洲和北美洲人群平均感染率为1%～3%、美国年轻人群感染率高达20%,非洲达10%,发展中国家每年有约5亿人感染。我国至少17个省（市）发现人感染隐孢子虫，普通人群感染率为0.79%～6.59%．而腹泻患者中1.4%～10.4%是由隐孢子虫感染引起。此外，在艾滋病患者中隐孢子虫感染率高达48%,WHO于年将人隐孢子病列为艾滋病的怀疑指标之一。
人主要因摄入含成熟包囊的食物或水而感染溶组织内阿米巴。其呈世界性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感染率较高，全球每年约有10万人因此死亡。我国人群溶组织内阿米巴感染情况总体下降。
旋毛虫寄生于猪（野猪）、犬、鼠等及人体内，成虫和幼虫分别寄生同一宿主的小肠和肌肉细胞内，人因食生或半生含幼虫囊包的猪肉或其他动物肉类而感染。旋毛虫病呈世界性分布，血清学检查结果显示,全球有约万人感染，流行最严重的为巴尔干地区、俄罗斯、波罗的海地区、中国以及阿根廷；第二次全国寄调结果显示，人群旋毛虫血清阳性率为3.38%，最高为云南(8.26%)，15个省（区、市）发生过旋毛虫病的散发或暴发。-年，暴发旋毛虫病余起，病例数达例，死亡例，其中95%的病例由食人感染的猪肉引发。猪旋毛虫感染分布于我国26个省（区、市），某些地区感染率达l0%～30%，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也影响养殖业经济收益。
后睾科吸虫是一组鱼源性人兽共患吸虫，包括麝猫后睾吸虫、华支睾吸虫和猫后睾吸虫，成虫寄生于宿主肝胆管，统称为肝吸虫。年，麝猫后睾吸虫和华支睾吸虫感染被WHO确认为胆管癌Ⅰ类危险因素，猫后睾吸虫感染与胆管癌发生亦具相关性，每年在亚洲发现与肝吸虫相关的胆管癌病例数约为例。麝猫后睾吸虫主要流行于湄公河下游地区，包括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中部，感染人数约万；华支睾吸虫主要流行于中国、韩国、越南北部和俄罗斯，感染者约万，其中万感染者在中国；猫后睾吸虫主要在前苏联和中、东欧地区的13个国家流行，约万人感染，其主要对保虫宿主产生危害，致人体疾病少见。我国27个省（市、区）流行华支睾吸虫，第二次全国寄调比第一次（年）上升了75%,其中广东、广西、吉林等3省（区）分布上升了%、%和%。
人因食用被蛔虫卵污染的蔬菜、瓜果等而受到感染。蛔虫的分布呈世界性，温暖、潮湿、卫生条件差的地区感染较普遍。20世纪90年代，全球约15亿人感染，大部分是儿童；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感染人数低于12亿。第二次全国寄调结果显示感染率比第一次下降了71.29%．但在中南部地区的11个省（市、区）感染率仍较高。
克氏锥虫是恰加斯病的病原体，主要通过媒介锥蝽(triatomine）叮咬人体而感染，也可通过输血、胎盘传播，人也可因食人被传染性锥蝽粪便污染的食物或食入生或半生感染的野生动物肉而感染。随着流行区对媒介和血液传播的控制，最近的几次暴发均是因食用被污染的水果、棕榈酒或甘蔗汁感染而引起。经口感染比因媒介传播所致的恰加斯病临床表现更急、死亡率更高，平均死亡率可达7.1%。克氏锥虫主要分布于南美、中美洲，估计有超过万感染者；近年，美国、加拿大和许多欧洲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病例报道。中国是恰加斯病非流行区，尚无病例报道，但人群对克氏锥虫普遍易感，输入原发病例昀风险不能排除，但能否引起继发传播有待评估。
上述寄生虫中，华支睾吸虫、猪带绦虫、旋毛虫、棘球绦虫和弓形虫是我国目前主要流行的食源性寄生虫。此外，卫氏并殖吸虫(Paragonimuswestermani)和布氏姜片吸虫（Fasciolopsisbuski）亦在我国广泛流行：第二次全国寄调结果显示，我国人群并殖吸虫血清阳性率为1.71%，除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外，其他23个省（市、区）均存在：姜片吸虫感染率为0.%～0.15%，个别地区感染率为0.39%，除东北、西北外，其他地区均有报告。
近年，广州管圆线虫病、裂头蚴病、异尖线虫病、棘颚口线虫病、巨片形吸虫病、舌形虫病等少见或罕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亦时有发生或出现暴发。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与分布受到地理环境、中间宿主、媒介以及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后者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我国及全球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趋势有几个特点：①过去多见于农村和经济较落后地区，随着以食生或半生肉类和海鲜，以及烧、烤、涮等烹调方式为时尚，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感染机会增多；②大多数寄生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由于人口、物资流动频繁，国际、地区交流增加，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突破了地域限制，感染区域也扩大；③食源性寄生虫病大多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而城市居民饲养伴侣动物增加、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使得人与（野生）动物或病原媒介接触机会增多，感染机会增加；④人们对新奇野味的追求、食谱拓宽以及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变，使得新发和再现食源性寄生虫病增加；⑤人群变化，如全球老龄人口、肿瘤患者、器官移植、HIV感染者的增多，易感人群扩大，更易发生某些食源性寄生虫的感染，且死亡率会增加。
2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研究现状2.1诊断与误诊
由于原来的寄生虫病流行区域界线越来越模糊、人群防范意识薄弱、医务人员易忽视，影响患者流行病学资料的采集和分析或患者流行病学史缺乏典型或特异性；多数食源性寄生虫病临床表现多样、呈非特异性，易与其他内科疾病混淆；此外，长期以来寄生虫病的确诊主要依靠从患者标本中查找病原体，但因受到感染程度、检测／采样时间等因素以及经过多年系统防治，当前寄生虫感染率和感染度降低的情况下，传统的病原学检查方法阳性检出率低、漏诊率高，而现有实验室诊断技术又不够完善。基于上述原因，临床上食源性寄生虫病不能及时确诊，误诊、漏诊的情况时有发生。
即使是在我国流行较广、较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误诊亦较常见。如囊尾蚴病尤其是脑囊尾蚴病临床表现复杂，据对文献中例病例的汇总分析，平均误诊率为29.33%，误诊时间最长达50年。对住院的例华支睾吸虫病患者分析发现，在入院前分别误诊为肝炎、胆囊炎或胆结石、慢性胃炎、梗阻性黄疸等疾病，总误诊率为84.18%。2年底云南普洱市出现旋毛虫病暴发流行，49人感染，早期均被误诊；在河南洛阳暴发流行及散发的旋毛虫病中亦有90%病例（80例）误诊；以误诊为胃肠炎、感冒、肾炎等多见。有研究者统计其诊治的例弓形虫感染者中，误诊率42.69%。医院对收治的32例并殖吸虫病分析，所有患者均曾被误诊为结核性胸膜炎、气胸、肺炎、肿瘤等；某医院报道98例并殖吸虫患者中临床早期误诊有57例(58.16%)。这些均为文献检索到的对常见食源性寄生虫病误诊病例的集中报道，而诊疗过程中1例或几例误诊的报道则更多。对于少见或罕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患者常成为医院，误诊更为多见，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2.2机制研究与缺陷
目前，涉及食源性寄生虫病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感染后宿主的病变特点：虫源性蛋白基本分子特性、免疫原性／免疫反应性、作为疫苗／诊断候选分子的价值研究：感染后对宿主免疫应答的特点：感染后宿主组织、细胞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等，但具体到不同食源性寄生虫还有许多细致、深入的机制问题有待解决，如弓形虫速殖子／缓殖子相互转化的机制、弓形虫不同基因型与毒力的关系。自囊包逸出的旋毛虫肠道感染性幼虫与成虫侵入小肠黏膜的具体机制，旋毛虫感染后肠上皮应激反应对其感染及致病的调控作用。肝吸虫启动、促进肝胆管癌发生的机制，其引起肝纤维化、肝硬化与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等的病理及机制差异。隐孢子虫损伤肠上皮细胞、入侵肠黏膜的机制，其导致腹泻发生的具体机制。广州管圆线虫突破血脑屏障、侵犯中枢神经系统的机制，嗜酸粒细胞增殖、活化及趋化的关系等。
问题是一些食源性寄生虫病长期以来主要在欠发达国家流行，属于世界范围内被忽视的热带病，研究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一些食源性寄生虫病是新发或再现疾病，开展研究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此外，一些寄生虫发育过程中需经历多个宿主，不同环境，生理生化等发生变化，要在实验室模拟其生活史、建立相应的细胞和动物模型，给基础研究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而总体来说食源性寄生虫的基础研究十分薄弱，其致病的分子机制多不清楚，尤其是食源性蠕虫。而弄清这些寄生虫入侵感染、致病的分子机制以及虫体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事件、复杂关系才能筛选出合适的疫苗和药物靶点。
2.3防控研究与不足
食源性寄生虫病的具防控体措施应包括早期诊治患者、带虫者或动物，食品卫生检验、监管和粪便管理，健康教育和疫苗接种。这些措施需要诊断、有效药物和疫苗、检验检疫、监测和宣传网络等技术或平台的支撑。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组学、影像学等学科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为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研究提供了有力后盾。
食源性寄生虫病诊断方法由传统的粪便／血液镜检、组织活检、培养接种法扩展到免疫学检测、核酸检测。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检测则从粪便涂片镜检发展到加藤厚涂片法、粪便离心浮选再对悬浮物比例转化计数的FLOTAC法。免疫学诊断方法由皮内试验、免疫印迹法发展到ELISA、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免疫传感器技术；从利用全虫抗原到重组抗原、多表位复合肽作为检测抗原，从检测循环抗体到利用基因工程抗体检测循环抗原。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也由传统的PCR发展到巢氏PCR、实时定量PCR和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
（粪便直接涂片）
总体而言，诊断技术研究向建立更为敏感、特异、方便的方法发展，而依靠一种方法往往难以实现食源性寄生虫病的诊断。病原学检测容易漏诊，且有些需要组织活检，对病人损伤较大；免疫学检查则需排除非特异反应，还需判断现症或既往感染；而核酸检测则对仪器和环境要求较高。
对于多数食源性吸虫感染，吡喹酮或三氯苯达唑类是目前有效的两种治疗药物，禽畜类对三氯苯达唑的抗药性较为普遍，虽然目前尚无人体对这两种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报道，但寄生虫病防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群防群治中广泛、长期使用某一两种药物．可能导致耐药性的出现，因此有必要研发或拓展新的药物。三苯双脒是中国学者发展的一种具有广谱抗肠道线虫的药物，近年发现其对绦虫、肠道吸虫亦有效果，且不良反应少，患者依从性较好。而对于大多数食源性原虫病，如隐孢子虫病、弓形虫病，目前均无特效药物，多数只能对症、辅助治疗，因此抗虫药物研制迫在眉睫。还有一些食源性寄生虫病（如猪囊尾蚴病、棘球蚴病和裂头蚴病）多数情况下只能采取手术治疗。基于上述情况，疫苗仍是获得有效防治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虽然已有许多有关疫苗的研究，但目前尚无商业化的可用于人体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疫苗。在缺乏人用疫苗的情况下，预防动物的感染是一条有效途径。
目前，猪带绦虫TSOL18重组蛋白疫苗可用于预防猪感染猪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EG95重组蛋白疫苗现场试验初步显示可使牛、羊等获得抗感染效应，有望应用于畜牧业；弓形虫S48株活疫苗对羊可起到较好的免疫保护作用，并可抑制弓形虫在猫体内的有性生殖；而其他食源性寄生虫病的兽用疫苗研制均处于实验室阶段。
对食品的检验检疫是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的重要方面，各国也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如美国有联邦肉类、禽肉产品检验法，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中不能含有致病性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我国《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中规定了旋毛虫、猪囊尾蚴和肉孢子虫是肉品检疫虫种。但海产品和鱼类在美国则根据自愿原则向国家海产品渔业局申请检验，国内水产品卫生标准GB-虽对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规定为“寄生虫囊蚴不得检出”，可见该规定仅涉及吸虫。因此现行的法规、标准有必要进行相应补充或修订。另一方面，食品中寄生虫检查的方法主要是肉眼观察、肌肉压片镜检和消化法，漏检率高、耗时、需要专业人员，因此需加快研制新型的检测技术。
有效的防控还基于对现有流行病学情况掌握的基础上，相关数据的获得往往存在滞后现象。如我国在-年、-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全国性重要寄生虫病流行分布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已经有十年之久，而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变化迅速，加之相应的监测网络尚不健全，难以掌控现行的流行风险。多数食源性寄生虫也是人兽共患寄生虫，保虫宿主或转续宿主多为家畜、家禽或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而一些食源性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如鱼、螺、水生植物）亦广泛分布，这些生物的感染、分布情况与人感染密切相关，有助于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监测、预警，但这些信息在多数流行区和相关国家并不清楚，我国亦缺乏全国性的相关数据。
监测体系和防控网络有利于对包括食源性寄生虫病在内的食源性疾病的预警、风险评估、防治。目前，WHO已建立全球食源性传染病网络(GFN)，旨在对网络成员提供数据、证据，使其迅速决策、反应。美国食源性疾病疫情监测报告系统规定，必须报告的食源性寄生虫病有隐孢子虫病、圆孢子虫病、旋毛虫病和蓝氏贾第鞭毛虫病：还建立了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系统(FoodNet)，定期汇报食源性疾病的流行趋势、追踪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的运行效果，其中监测的寄生虫包括隐孢子虫和环孢子虫（Cyclosporacayetanensis）。欧盟于2年设立了食源性和水源性人兽共患病计划，目标为提高和协调对这些疾病的监测，并促进公共卫生部门、兽医部门及食品相关部门的合作。我国也自年起建立“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确定的应重点控制的生物性危害中亦包含寄生虫，但种类有限。
3食源性寄生虫病研究的发展方向3.1发展无创性简便快速诊断技术
不管是对感染者的实验室诊断还是对其保虫／转续宿主的监测和食品中寄生虫的检测，研制敏感、特异、简便、快速、无创且价廉的诊断、检测技术是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对于患者和医疗机构．理想的诊断技术应该是可在感染早期或潜伏期检出、可精准地监测疾病进程以及可严谨地评估药物疗效。对于卫生部门、疾病预防控制单位，大样本、多种病原体集成化的检测技术或平台亦是监测、防控所迫切需求的。同时亦可根据实际需求设计不同的诊断套餐，例如针对临床表现相似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鉴别诊断技术、同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病原的分型鉴定技术（如弓形虫病）等。
(网络图片)
3.2致病机制研究新思路
组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影像学领域的一些前沿新技术和新方法，为食源性寄生虫病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支撑。FAO和WHO提出的十类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中，除了猫后睾吸虫，其余寄生虫均已完成全基因组测序。我国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中卫氏并殖吸虫、布氏姜片吸虫尚无全基因组数据。少见或罕见的食源性寄生虫中除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cantonensis）全基因组草图已完成，其余大部分仅有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全基因组信息的掌握有助于研究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有助于筛选入侵感染、靶向特异部位寄生以及与宿主作用的重要虫源性分子，对其致病机制的研究起到显著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对感染寄生虫后宿主细胞、组织的基因／非编码RNA等表达改变的大数据分析，也为了解寄生虫一宿主相互作用关系、方式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筛选早期诊断、疾病进程的分子标记物和药物靶点提供线索。
3.3传播阻断技术研究
保障食品和水源安全、阻断传播是预防食源性寄生虫病的一个有效途径，其中牵涉到受感染／污染食物、水源的检测技术以及从源头上防止食物、水源污染的技术研究。前者的目标是研制敏感、特异、简便、快速且价廉的检测技术，既可适用于食品检验检疫工作，又适用于普通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情况，而对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大样本、高通量、多种病原体集成化的检测技术或平台是食源性寄生虫病监测、防控所迫切需求的。从源头上防止食物、水源污染，包括提高食品生产、加工工业化水平的技术研究以及健康养殖技术、水源处理技术研究、利用疫苗预防食品（如肉类、鱼类）的寄生虫感染。正如前述，目前已推广使用的仅有预防猪感染猪带绦虫的兽用疫苗，羊或犬用的预防细粒棘球绦虫或弓形虫感染的疫苗已进入现场试验，亦有实验室在进行预防淡水鱼感染后睾吸虫的鱼用疫苗研究，可望不久的将来能推广使用。
3.4防治策略研究
在《2-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中，除了健康教育，我国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展重点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治工作，其中涉及食源性寄生虫病，如棘球蚴病采取患者治疗、对犬进行药物驱虫、加强牲畜屠宰管理等措施；华支睾吸虫病流行区采取药物驱虫、规范餐饮加工、防止鱼塘污染策略；带绦虫病和囊尾蚴病流行区采取药物驱虫、改厕、加强肉制品检疫等策略；蛔虫病流行区采取药物驱虫、改厕等措施。这些工作多在政府主导下在流行区建立综合防治示范区，依靠政策倾斜、专家督导，通过连续的综合防治，感染率有所下降，但数以千计的流行县（区）都采用示范区的方法难度太大。大部分食源性寄生虫病患者治愈后并无产生终生免疫力，仍可再感染。
大多数食源性寄生虫病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即使控制人体感染，仍在动物中流行，遇上适当机会仍可传播人体。而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流行具有突破了地域限制、感染区域扩大的趋势，大部分地区缺乏对暴发预警、迅速反应的能力，监测、监管体系欠缺。因而，建立日常、广泛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监测、风险评估与管理、预警系统，切实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加强卫生检疫和法制监督是当前流行现状和趋势下必须采取的防治措施之一。其中，WH0建议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风险管理应包括对食物生产／动物饲养过程、食物收获／收集、零售及消费过程中的管控，相应的风险管理管控措施应加快或启动实施，涉及的技术标准亦应建立并完善。
此外，人、动物和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生、兽医和粮农部门应该加强交流和合作，从现代生态学角度、利用生态学技术防控食源性寄生病。
综上所述，当今食源性寄生虫病依然在我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广泛流行，且呈现出新的流行特点，WHO、FAO、各国政府和食品卫生机构亦日益重视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治、监管，其防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需要新的防控技术、策略来应对新的流行形势，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必将带动食品安全质量的提升，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并为其他食源性疾病防治提供参考。
（文章来源：.12:33;6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黄艳等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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